1 引言

夏穆瓦佐是马提尼克的法语作家，其作品《我一直钟爱夜晚》讲述了隐居退伍军人维克蒂梅尔的故事，他虐杀社会败类并被卷入逃亡。小说采用黑色小说体裁，具有社会性和现实主义色彩，以及现代社会失序和暴力元素。作品发表于“克里奥尔性”运动兴起近30年后，夏穆瓦佐是该运动的代表人物。克里奥尔性强调加勒比海地区文化融合，捍卫克里奥尔文化价值，并承认文化碰撞中的更新。本文将从克里奥尔文化特质和侦探小说类型学视角，探究杀手身份隐喻，分析作者如何通过杀手传达对马提尼克社会弊病的批判。

2 讲故事的人： 复兴被压抑的记忆与文化

探讨了夏穆瓦佐在《我一直钟爱夜晚》中对侦探类型文学传统的重新诠释和颠覆。通过重新配置侦探与罪犯的关系，夏穆瓦佐将罪犯推向前台，削弱了侦探叙事的主导地位。小说中的警长皮隆，一个即将退休的警官，梦想着解决一个“阿加莎式谜团”，却被杀手俘虏，其侦破过程被去中心化。杀手的自白提前揭露了犯罪故事，而警长的侦破叙事则在回忆中展开，仅起印证作用。这种话语权的转移暗示了侦探权能的挑衅，以及理性在面对非理性罪犯时的受挫。夏穆瓦佐挑战了欧洲理性传统，暗示本地复杂现实超出了其掌控。此外，小说中的警察势力与压迫的关联，反映了马提尼克殖民历史的遗留问题。夏穆瓦佐通过杀手映射了克里奥尔文化中的“讲故事的人”形象，用以对抗白日的残酷和殖民者的语言垄断。杀手的语言和行为展现了克里奥尔文化的精髓，质疑殖民色彩的理性霸权。小说的主体是杀手独白的录音摘要，模拟了警方的档案记录，但无法完全捕捉口头艺术的“他者性”。夏穆瓦佐以此重申克里奥尔主体性的重要性，以及其作为反系统压迫和创造之力的不可或缺。

3 疯癫的调查者：传达失序社会之怒

探讨了杀手在夏穆瓦佐《我一直钟爱夜晚》中所体现的马提尼克社会弊病。杀手通过与警方的博弈，展现了一种与西方传统不同的思考模式，讽刺压迫势力，维护克里奥尔文化的尊严。尽管杀手捍卫本地文化，但他的生存环境复杂，与其他马提尼克人在政治文化上的消极态度形成对比。被挟持后，杀手深入城市阴暗面，成为“调查者”，揭示社会的异化。杀手的反常性体现在语言和行为上，其言说主题漂移，语言混杂，行为残忍，与加勒比海地区法、英、西语文学中的疯人形象相呼应，反映了殖民创伤和社会问题。杀手的暴力行为表达了集体焦虑，他抗拒异化社会的秩序，感到超越自我的东西将降临。杀手的“天使附体”实际上是精神分裂的症状，他与“疯传道者”有亲缘关系，怀有救世意图。杀手记录马提尼克现状，成为真正的调查者，异化社会成为他探索的谜团。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削弱了马提尼克人与本土的联系和文化主体性，杀手珍视的本土文化气质岌岌可危。街痞成为反映社会瘫痪的样本，他们言行怪异，沉迷于电子产品，行事风格酷似美式黑帮。杀手在逃亡之夜目睹当代马提尼克人对秩序的践踏，这令他难以忍受。青年一代放任自己被劣质文化蚕食，丧失精神坐标，与坚守本地文化精神的杀手形成反差。流俗文化及不良风气在本地的惰性接纳中勾结为新的殖民力量，杀手成为这一切的揭露者，具象化了马提尼克人对更积极的自我规划的渴望。但杀手的暴力救赎手段也令人生疑，夏穆瓦佐将对杀手的行动策略展开思考。

4 失落的父亲：呼唤良性权威的复返

探讨了夏穆瓦佐《我一直钟爱夜晚》中疯癫杀手作为后殖民背景下本土文化精神的代言人和社会调查者的角色。杀手试图通过“权威之刃”重塑秩序，但作者对杀手的权威立场持质疑态度，通过小说中“父亲”角色的失败来揭示这一点。小说中的父亲角色普遍处于瘫痪状态，与杀手对权威的呼唤形成悖论。警长和杀手之间的对立关系消解，因为他们共享“权威/父亲”身份，但都未能承担起这一角色。杀手在故事中从孤狼式主角转变为被囚硬汉，最终在车内与年轻人的互动中重新领悟父职。汽车在小说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代表着杀手的暴力气质和封闭内心。随着故事发展，杀手的自我被入侵，他开始关注他人，成为保护者。恩佐的生父身份被揭示为杀手，显示了杀手和警长都是失职的父亲。作者反思内生性问题，呼吁基于沟通的良性权威，而非暴力家长。最终，杀手和警长在相同的使命感中会合，夏穆瓦佐反对强力支配关系，希望重建真正的教育关系。

5 结语

强调了克里奥尔性在构建开放身份观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加勒比海人认识本土文化特质和接纳自我的必要性。克里奥尔性倡导者通过克里奥尔语和讲故事艺术等本土要素进行写作，强调多样性而非单一性。夏穆瓦佐在《我一直钟爱夜晚》中延续了克里奥尔性的主张，将本地语言和文化融入作品，反思“多与一”的关系。面对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文化对本地气质的侵蚀，夏穆瓦佐认为认识自我变得尤为重要。他提出“地方的密实化”是进入全-世界的必要条件。杀手的怀旧情结在作品中具有正面价值，警示地方感的衰微并张扬本土文化。夏穆瓦佐将克里奥尔文化、加勒比文艺传统与黑色小说体裁相结合，逆写侦探类型作品。杀手的三重身反映了作者对马提尼克社会弊病的反思，从理性范式中突围，复现克里奥尔文化的反抗底蕴，同时见证本地文化独立性的沦丧。正邪双方均非理想拯救者，夏穆瓦佐将改善社会的希望寄托于教育和沟通，呼唤负责任的“父亲”重归。作品的开放结局为社会复兴提供了无限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