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介绍了象征主义诗人保罗·瓦莱里及其代表作《年轻的命运女神》。《命运女神》是瓦莱里在25年创作空白后的作品，以其晦涩难懂和象征主义风格著称。法国和国际学界多从作家与作品关系出发研究瓦莱里，关注其作品中的认识方式、认识论、创作论和象征意义。国内学界对瓦莱里的研究多集中于《水仙辞》和《海滨墓园》，对《命运女神》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以"自我"为镜，分析《命运女神》中象征主体"我"的命运女神原型、"我"与"非我"的二元矛盾，以及诗人在自省中淬炼的"纯我"，旨在把握瓦莱里纯诗理论的哲学旨归。

2 命运女神形象中的“我”

梁宗岱将《命运女神》描绘为一个在星空下、海滨边被蛇咬伤的少妇，象征着力量、欲望和生命。诗中的“我”与冥蛇、阴影和众生对话，融合了命运女神、夏娃和圣母这三种西方传统女性形象。瓦莱里在诗中将命运女神描绘为掌管命运的神女，她既是三位女神的集合，又以模糊的面目出现。被毒蛇咬伤后，她看到另一个自己，幻化为两个人格，自称“奇妙的命运女神们”。她有着超凡的意志，对毒蛇斥骂，显露出高贵坚强的姿态。然而，她并非无所不能的女神，更像是半人半神，意识到肉身将死，力量尽失，不能自救和救人，唯有自称“凡人”，发出绝望的叹息。

瓦莱里用高乃依的诗句作为楔子，凸显出蛇形象的重要性，暗示女神成为一个“流浪的俘虏”。诗中的蛇象征着可怖的死亡，是令人抗拒的。夏娃在蛇眼中是“尽善尽美的美人”，她的灵魂“依然凝滞，仿佛是躯体的一座禁宫”。两首诗在蛇的意象上形成互文，具有同构关系：与蛇搏斗的命运女神让人联想到被逐出伊甸园的夏娃。诗中的命运女神同样是一个与蛇纠缠的负罪形象，她被蛇步步逼近时喊出：“别再呈给我这些混乱的结/也不要你躲闪的忠诚，即使神圣！”但她获得智慧后，不只像夏娃一样看见自己的赤裸：蛇的鳞皱与曲折象征欲望和执念的扭动，她在那里照见了自身对欲望和理智同样的贪婪。

基督教文化认为，“人类的堕落是由女人——夏娃招致的，由此，人类的救赎事业也通过女人——圣母马利亚带给人间”。夏娃与圣母两个形象在《命运女神》中得到了一定的调和，成为又一个“永恒女性”。永恒女性是带领人类走向天堂的使者，象征着纯洁、勇敢、圣智、全善与天福。年轻的命运女神有着“母亲的轮廓”，但同时她又是“自我包裹的处女”。她在话语间暗示自己是她们的首领，自己懂得她们痛苦的感受，命运女神即是圣母形象的迁移。但是，命运女神孕育的不是光辉的耶稣——她“分娩热狂与纠缠”还有“死亡，秘密的已经成形的孩子”。“美丽的爱情果实”给她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恐惧”“可憎的和谐”“新的垂死”和“神圣的厌恶”。这些形容折射出生命背后潜藏的威胁，即伤害和死亡。她对同样背负这命运的生界怀有悲悯：“我对我们每个人都怜悯，哦尘埃的漩涡！”因此，作为永恒女性的命运女神并非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刻板形象，而是迷茫、恐惧的，她背负着探索生死转化真理的使命。瓦莱里在探索“意识到的意识”时表现出的两重性——在一个叙事主体“我”中，分裂出了“我”与“非我”两个部分，话语被两个意识轮流掌控、在二者之间不断徘徊，诗人以这种内在对话的方式试图追寻对自我的定义。

3 双重矛盾世界观中的“我”与“非我”

瓦莱里在《年轻的命运女神》中探讨了“我”与“非我”的双重矛盾世界观，通过诗歌形式展现了自我与非我之间的斗争和统一。瓦莱里的精神危机始于1892年，他在日记中表达了对自我与非我之间痛苦的挣扎。25年后，他将自恋自怜的纳喀索斯转化为在痛苦中寻求清明与和谐的命运女神。诗歌采用分页和斜体等特殊形式，创造了片段式叙事，让主人公在两极之间摇摆。诗中的“我”代表理性和意识，而“非我”则是情欲和身体的对立面。两者交替出现，最终在诗学和哲学层面上重新统一。

瓦莱里的作品充满了对光与暗的触觉，这两者共同执掌着命运女神的夜晚。诗歌第50至208行通过斜体和正体的排版形式，展现了光与暗的五个片段。女神在黑暗中被毒蛇咬噬，伤口的疼痛刺激了感官，一个陌生的影子——“非我”在她身体里滋生。随后，女神的理智稍有恢复，但又逐渐被身体的新鲜体验所淹没。光与影之间开始了紧张的较量，女神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

瓦莱里将生死视为贯穿全诗的大主题，命运女神在走向死亡的同时，生命感受却愈来愈强烈。死并不是生的熄灭，而是快乐的解脱。虽死犹生的错位生死观让全诗笼罩着更强的玄思色彩。女神在弥留之际重见了生的光明，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对安宁崇高之死的追求远远超过对声色世界的追逐。

在光与暗、生与死的角力中，瓦莱里展现了现实情感与诗性情感的交融。他改造了爱伦·坡的诗性情感概念，提出靠直觉捉摸自然并创造的是“音乐-哲学家”，以词语为材料、靠思想琢磨形式并构建的诗人则是“建筑-哲学家”。瓦莱里摒除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找到了一种精确的诗性情感。他用身体和现实情感带领我们进入超验诗境，书写的欲望实质上是隐喻了人类在无知无能的生存状况中的迷茫。瓦莱里让意识分裂，“我”一直排除“非我”，是为了找到他终其一生都在叩问的“纯我”。

4 “纯诗”与“纯我”

瓦莱里的纯诗体系基于对诗性情感的理解，旨在创造一种超越日常语言的诗歌形式，尽管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他通过纯诗寻找“纯我”，以平息内心的焦虑。瓦莱里将“纯我”定义为一个男性的、绝对不变的实体，具有至高的自我意识、精神自由和摆脱偶然性的特点。在《命运女神》中，诗人通过女性的“纯我”表征，展现了对自主、准确、永恒和无限的追求。

诗中的第一人称“我”不断变换身份，体现了神秘之“我”的难以捉摸和自我认识的焦虑。女神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通过“镜”的意象体验自我分裂和身份困惑。她最终认识到自己所对抗的“非我”是蛇制造的幻觉，从而驱逐它们，迎接新的曙光。

瓦莱里认为诗的世界与梦境相似，他的感知方式主要是形而上的。他创造的是一种日神式的、以梦为表征的、自我疗愈的形式美学。女神之梦是诗人给自我的一个外观，需要音乐和戏剧形式的配合。诗中的平韵和亚历山大体具有古典格律特点，给读者带来换幕的临场体验。女神在剧场中找寻自我、看见“非我”、驱逐“非我”再回归自我，达到全诗最强的尾声。

瓦莱里通过命运女神的形象在心理和艺术方面探索神秘之“我”和纯美之“我”，源自他对智慧的不懈追问。他坚持用目光去观察和穿透外在并实践我思。命运女神的彷徨痛苦，是诗人投射的认识焦虑，也代表着一战期间普罗大众的生存焦虑。他将命运女神定义为与宇宙面对面的个体，让这个“纯我”的样本成为众生的代表，她在思想的天地里遨游，和世界同享哀乐。

瓦莱里的“纯我”是诗性情感的拟人，是敏感心灵可通过觉知与沉思获得的审美乐趣，是笛卡尔主义“我思故我在”的延伸——“我发明，故我存在”。女神形象比纳喀索斯有着更强烈的异质性，而且更为坚定。她象征的是诗人创造的永恒而普遍的真理观和世界观。梁宗岱从这部作品中解读出抛却偏见、回归本真的理念，这一理念跨越民族、语言、文化的界限，间接地指引了梁宗岱等一代人前去寻找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更促使“象征”转变为中国现代诗的重要创作方法。

5 结语

瓦莱里是一位自我分析意识强烈的诗人，其作品《命运女神》主题为意识的反身自省。诗人通过改写西方女性形象范式，将个体问题转化为永恒的问题，同时诗歌暗示宇宙为巨大的他者和“非我”。瓦莱里的自省意识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新诗发展具有启示作用，梁宗岱受其影响，倡导新诗格律，被新月派诗人发扬。梁宗岱将中国古典思维与西方纯诗理论结合，改造西方二元超验纯诗理论。瓦莱里的诗作中，梁宗岱仅翻译过《水仙辞》和《水仙底断片》，导致中国学者较少从其他诗作出发建立两位诗人间的联系。探讨瓦莱里自我意识的表现和形式美学中的日神精神，可为瓦莱里诗学思想研究提供新角度。梁宗岱的诗学观与真理观更趋向于徜徉迷离、万物归于太一的醉和酒神状态，以尼采美学理论对比二人的哲学姿态，可为新的价值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