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研究 | 更新时间:2026-02-03
拉美独立初期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知及形成逻辑——以埃加尼亚的论著为例
陈岚    作者信息&出版信息
国际汉学   ·   2026年2月3日   ·   2026年 第1期   ·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26.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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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摘要

指出国内学界对拉美早期汉学研究存在空白期,即拉美独立初期(1810—1850)。此时期拉美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知受独立战争等历史事件影响,其认知形成逻辑值得关注。独立战争后,克里奥尔人成为新国家制度设计者,他们博览群书借鉴国外制度,部分人关注到中国。如墨西哥的何塞·华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将中国想象成乌托邦,智利的胡安·埃加尼亚在论述国家教育和制度建设时提到中国。文章以埃加尼亚为案例,研究拉美克里奥尔知识分子的中国认知及其形成逻辑。

一、 智利议长埃加尼亚的生平和时代背景

详细介绍了智利议长埃加尼亚的生平事迹与时代背景。埃加尼亚出生于秘鲁利马,成长于西班牙贵族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先后在圣托里比奥神学院和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学习,获得哲学、神学和法律学位,并成为教师。他因家族产业积累资本和人脉,步入政界,担任过皇家矿业法庭书记员,后投身智利独立运动,参与制定《临时宪法条例》并担任参议院议长。在西班牙“再征服时期”被流放,期间著有《在监狱或宗教哲学中得到慰藉的智利人》。智利独立后,他被任命起草宪法,完成《智利政治宪法》,还编写“指导性审阅”解读宪法,引用中国文化等阐述思想,其著作涉及道德、教育、法学等领域,他被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吸引,中国文化成为其思想与中国的连接桥梁。

二、 埃加尼亚对中国的认知和应用

本章节深入探讨了埃加尼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及其在政治实践中的应用。埃加尼亚高度关注中国的道德哲学,认为中国的道德观念及其形成机制值得智利借鉴。他通过多部著作,如《快活园中的哲学和诗意休闲》《佩伍恩信札》以及《临时宪法条例》等,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认知,并尝试将这些理念融入智利的宪法制定中。埃加尼亚将中国视为一个秩序井然、和平无争的国家,强调中国农业立国、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国家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没有参与大航海,经济自给自足,不依赖对外扩张,这与英国的贸易扩张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埃加尼亚认为,智利的地理环境与中国的相似,使其有条件效仿中国的政治模式,以农业和工业为基础,避免对外扩张,同时开放贸易。

埃加尼亚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对国家秩序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文化以理性和道德为基础,通过国家制定道德法律,将法律转化为社会习俗,从而维持了文明的延续。他赞赏中国将法律与道德规范相结合的做法,并在智利的宪法中设置了《国家道德》章节,规定公民的义务,以培养良好的社会习俗。此外,埃加尼亚还强调了中国通过礼乐活动促进公民道德的方式,认为音乐、艺术和庆典仪式等公共娱乐活动应承担教育职能,传播思想和价值观。他提出,智利应建立类似的庆祝活动,以激励公益慈善和国家繁荣的行为。最后,埃加尼亚强调了家庭教育在促进公民道德中的基础作用,认为家庭美德教育是国家公共道德形成的关键。他提倡智利政府应成立促进孝道的民间机构,奖励具有美德的家庭成员。通过这些措施,埃加尼亚试图将中国培养人民道德感的制度安排融入智利的政治实践中,以提升智利的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水平。

三、 埃加尼亚的中国知识来源

探讨了埃加尼亚的中国知识来源。尽管埃加尼亚未曾到过中国,但他的著述中却包含有关中国的内容。其知识主要来源于他所收藏的欧洲思想家关于中国的论著。埃加尼亚家族的藏书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汉学家的中国游记及关于中国历史、哲学的著作,如约翰·巴罗的《巴罗中国行纪》等;二是涉及中国的世界历史、法学、习俗著作,如穆拉多利的《道德哲学宣言和对年轻人的建议》等;三是中国经典的译著,如普吕凯神父组织翻译的《中华帝国经典》等。埃加尼亚获取这些书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美洲克里奥尔知识分子之间的书籍流通网络,他们相互借阅书籍并进行思想辩论,如智利独立先驱何塞·安东尼奥·得·罗哈斯曾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带回智利;二是通过图书贸易,旧大陆的书籍源源不断地进入新大陆,尽管西班牙王室对图书流动有严格审查,但商人仍偷偷引进外国“禁书”。

四、 埃加尼亚对来自欧洲的中国知识的选择性接受

埃加尼亚对中国知识的选择性接受基于欧洲二手文献,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态度分为“赞华派”和“贬华派”。埃加尼亚排除负面评价,汲取适应拉美政治独立和自身审美直觉的内容,突出中国卓越之处。其原因有三:一是殖民时期中国商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拉美,激发克里奥尔精英对中国的好感;二是美洲克里奥尔人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认同,埃加尼亚作为开明的保守主义者,追求新知和异域情调;三是智利克里奥尔知识分子肩负改造国家的使命,中国成为理想镜鉴,他们希望中国的模式能为拉美新生国家的政治模式提供价值论和认识论基础。

五、 结语

指出埃加尼亚的“1823年宪法”因智利精英内部自由派与保守派冲突,生效一年后被废除,未有效实施。尽管如此,其基于规范、价值观和道德的制度模式影响深远。智利前副总统波塔莱斯与埃加尼亚道德观一致,推动1833年宪法制定,其主要起草人为埃加尼亚之子马里亚诺,儒家观念融入智利新政体建设。埃加尼亚非传统汉学家,对中国认知受限制,但其思想在智利早期政治体制设计中重要,被学者研究评价。拉美知识分子传播中国知识,其特点在当下中国研究中仍存在,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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