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西方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强调“侨居地汉学”的重要性，指出其对西方汉学的推动作用，同时指出学术界对“侨居地汉学”尤其是晚清浙江欧美汉学家群体研究的不足，提出本文将系统梳理该群体及其汉学成果，分析其研究特色与影响。

一、 晚清侨居浙江的欧美汉学家群体及其汉学研究成果概况

介绍了晚清时期侨居浙江的欧美汉学家群体及其汉学研究成果概况。浙江因多个城市成为通商口岸，吸引了众多西方人，其中一些好学之士积极从事汉学研究，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学术活动，对深化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促进汉学知识传播及参与“中国形象”国际塑造起到重要作用。这些汉学家主要由传教士、领事官员、海关洋员等构成，其作品需具备学术性且有互动交流才被视为“汉学家群体”。文章梳理了重要成员及代表作品，并依据多种资料制作了汉学作品目录。

二、 互动与交流：汉学合作研究与团体学术活动

晚清时期，浙江地区的欧美汉学家们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汉学研究，包括合作研究、建立学术团体以及在汉学平台上发声。在合作研究方面，宁波方言研究尤为突出。19世纪50年代，英美传教士联合开展宁波方言研究，以罗马字母拼读汉语，借鉴了明末耶稣会士和19世纪上半叶新教传教士的成果。1846年，罗伯聃的《华英说部撮要》成为首部北京官话教材。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宁波探索方言，丁韪良1849年到宁波后发明拼音系统，与英行教会传教士合作，1851年成立宁波方言拼音学会，出版多部相关书籍，如陆伟理的《一本书，用罗马字翻译宁波土话》等。传教士们还合作翻译《圣经》，出版多部宗教和世俗书籍。1876年，睦礼逊的《宁波方言字语汇解》出版，是首部英汉对照宁波方言工具书。

在学术团体方面，“宁波读书会”是典型代表。该会由侨居宁波的西方人组成，虽人数不多，但互动频繁，孕育出不少汉学成果。读书会有固定场所，定期召开会议，演讲是主要活动，会议摘要常刊登在《字林西报》上。1868年至1869年的会议记录显示，演讲主题多样，涉及宁波历史、地形、中国人口等。会员们在发表文章前常在读书会上宣读，听取意见后修改。读书会还邀请外地汉学研究者参会，如1874年海关洋员李先生评介《三国演义》。读书会至少维持十年以上，1879年仍有活动记录。

此外，浙江的欧美汉学家还积极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等汉学平台上展示研究成果，与各地汉学家互动。北华支会的演讲活动严格，需经审核。浙江汉学家在该会发表多次演讲，内容多以浙江为中心的区域研究。众多来浙西方人参与亚洲文会，包括领事官、税务司司长和传教士等，其中一些人还担任过会长职务。

三、 研究特色：在地性、实用性、创新性

深入探讨了晚清时期在浙江的欧美汉学家群体的研究特色，即在地性、实用性和创新性。在地性体现在这些汉学家长期居住在中国，能够深入观察和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他们不仅利用丰富的中国文献，还通过田野调查获取一手资料，如郇和对浙东新物种的观察和慕稼谷对杭州孔庙的研究。实用性则表现在他们的研究多服务于传教、商业和外交等现实需求，如庄延龄的《浙江行纪》记录了大量商业信息，玛高温搜集经济作物种子以服务于本国。创新性在于他们拓宽了汉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学科方法，如玛高温对行会的研究和郇和对海南居民的人类学调查。尽管存在一些不足，如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较为深入而对人文社科研究相对薄弱，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转型，侨居地汉学的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四、 余论

探讨了晚清时期浙江的欧美汉学家群体及其对西方汉学发展的影响。以苏慧廉、翟理斯、庄延龄等为代表的汉学家在浙江的生活经历对其学术成就至关重要。苏慧廉在温州的长期生活为其研究中国宗教经典文化奠定了基础，其著作和译作在国际汉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翟理斯在宁波完成了《华英字典》的编纂，获得国际汉学界高度认可；庄延龄虽在浙江工作时间较短，但成果丰硕，奠定了其在研究中国方言领域的权威地位。这些汉学家在浙江的活动，无论是学术起步、黄金期还是将浙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都以浙江为实践之地，推动了国际汉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也指出侨居地汉学作为西方“东方学”的一部分，虽受西方文化影响，但并非完全基于偏见和虚构，其研究基于真实知识的增长，推动了人类对东方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