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指出，法国古典主义时期与启蒙时期存在交织，18世纪精神在1680年前后已现端倪，且与路易十四君主专制的鼎盛密切相关。保罗·阿扎尔在《欧洲思想的危机：1680—1715年》中认为，当时欧洲思想发生危机，其源头是文艺复兴，为法国大革命铺垫，是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这场危机发生于传统与现代交替的转折时期，斯宾诺莎等思想家对宗教权威和君主权威展开批判，法国知识界围绕信仰、传统和社会发展道路等问题展开争论。大航海时代，欧洲与“他者”的接触引发对自我的反思，中国成为欧洲思想家的重要思想资源。维吉尔·毕诺研究了1640—1740年法国现代哲学形成时期与中国文化的相遇，传统思想与外来文化碰撞中萌生新思想，推动启蒙思想发展。

二、 信仰论辩中的中国论据

深入探讨了17、18世纪之交法国思想争鸣中，中国元素作为论据在信仰论辩中的运用及其引发的影响。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抵达中国后，采用归化翻译和文化适应策略融入中国社会，允许中国教徒遵守传统祭礼，开启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实质性对话。然而，继任者龙华民在其著作中质疑早期传教士的“合儒”策略，引发了关于宗教术语译名及儒家学说无神论倾向的讨论。颜珰等人将中国祭祖祭孔礼仪视为异端行为，导致“礼仪之争”延续至18世纪上半叶，从耶稣会内部争论升级为罗马教会各教派之争，最终成为清廷与罗马教廷之间的文化冲突和外交事件，促使中国历史、宗教、社会风俗等知识持续传入欧洲。

在法国，这一时期正处于古典时期向启蒙时代的过渡，中国元素成为思想家们思考的重要对象。拉佩雷尔在著作中援引中国历史证明《圣经》历史并非世界各民族共有，引发争议。帕斯卡尔反对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文化适应策略，对中国古代纪年早于欧洲历史感到震惊，认为这是一个神学问题。伏尔泰在《风俗论》中纳入亚洲东部诸民族的文明史，认为应根据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来谈论中国人，展现了全新的世界性眼光。博絮埃和伏尔泰分别代表了旧观念和新思想，法国思想在二者之间跨越了一个时代。

宗教人士、学者和旅行家们对中国的历史纪年产生好奇或担忧，纷纷表达观点。柏应理在巴黎出版《中华帝国年表》，承认中国历史的悠久性，但力图证明中国古人源自诺亚及其子孙。在法国，信仰问题始终困扰着思想界，无神论和自然神论成为质疑传统宗教神学的思想工具。培尔援引中国作为反对禁教的论据，认为中国人的宽容精神为欧洲人的宗教怀疑论提供了支撑。马勒伯朗士通过对话形式探讨西方基督教“上帝”和中国哲学中“理”之间的异同，试图说服中国人相信上帝的存在。伏尔泰批判西方人以褊狭的宗教观念去指摘和否定中国的精神生活与风俗礼仪，认为中国人并非不信神者，而是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欧洲思想危机时期直至启蒙时代，神学家和哲学家根据自身的立场和角度远观中国人的历史纪年和思想观念，构建了复杂而矛盾的中国形象，中国为法国思想界提供了宗教自由和文化多样性的参照。

三、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道德教谕

深入探讨了17、18世纪之交法国思想界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接受与争鸣。儒家学说通过传教士的译介进入欧洲，利玛窦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金尼阁编纂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为拉莫特·勒瓦耶提供了资料，使其在《论异教徒的美德》中将孔子与苏格拉底等相提并论，称赞孔子的道德教谕。然而，费讷隆在《亡灵对话录》中对孔子和中国文化持批判态度。1687年，《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出版推动了儒家学说在欧洲的传播，耶稣会士通过翻译儒家经典，试图找到儒家学说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伦理契合。该书在欧洲知识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如《文学共和国通讯》《历史通览丛刊》《学者报》等都对其进行了书评。西蒙·富歇通过书信体裁转译孔子的道德箴言，强调其与基督教教义的契合之处。弗朗索瓦·贝尼耶编译的《孔子或君主之学》则突出儒家学说的政治伦理主题，试图将其纳入欧洲的“君主镜鉴”教育传统中，鼓励法国王室借鉴中国的道德伦理和治国之道。贝尼耶的翻译工作体现了他对儒家政治观的认同，以及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深刻认识。这一时期，法国思想界对儒家学说的接受和争鸣，不仅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也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 余论

探讨了17、18世纪之交法国思想争鸣中中国文明对法国的影响。当时欧洲正处于路易十四的辉煌时代，中国文明在某些方面不逊于欧洲，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欧洲。法国宫廷和上流社会对中国器物产生兴趣，知识界对中国思想文化态度复杂，既有接纳也有怀疑。中国知识的传入使欧洲知识分子感受到传统价值的相对性，引发思想危机。同时，中国文人接触西学也产生认知突破。在文化碰撞中，双方思考如何在接受他者文化的同时坚守自身核心价值。中国文化对法国影响显著，尤其在法国思想家反思传统宗教、政治和经济思想以及建立社会科学基础的阶段。尽管法国最终选择了另一条发展道路，但中国曾是其参照的东方镜鉴，其影响具有相对性和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