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对中国及周边国家地理知识的传播和地图编绘对欧洲人认识中国地理有重大影响。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是欧洲第一部正式刊行的中国分省地图集。清前期耶稣会士主持实测的内府舆图对欧洲地理学影响深远。新耶稣会士返华后，继承和发展前辈的学术声望，将发展地理学与测绘技术纳入学术计划。1872年"江南科学计划"是新耶稣会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研究计划，地图编绘是其中重要子项目。新耶稣会地图编绘计划尚未有专题研究。

一、 新耶稣会制图的类型与分期

新耶稣会在华地图编绘活动涵盖了政区、交通、历史和教学等多种类型，功能上有所交叉，既有印刷地图也有手稿。这些地图的制作时间主要集中在1870年代至1940年代，尤其是1870年代至1920年代。新耶稣会的地图编绘事业起源于明清时期天主教传教士绘制的手绘指南，这些地图以西方制图习惯为主，标注教堂和交通方式，后被汇总至徐家汇耶稣会会院。晚清时期，新耶稣会开始尝试重印中文地图，土山湾印书馆引入石印技术，试印地图。1885年起，新耶稣会自发编绘地图，夏鸣雷和陈士谦是重要发起人，他们的地图多基于实地踏勘和访谈。19世纪90年代，新耶稣会士开始使用现代测绘工具进行实地测绘，蔡尚质的《上江图》是其中的代表。徐家汇观象台对地图测绘提供了帮助，屠恩烈和龙相齐合作完成的《一比二十万江苏省地图》是当时比例尺最大的民用地图，展现了土山湾地图印刷技术的高超。

二、 合纵与连横：新耶稣会地图测绘中的几个传统

新耶稣会在华地图编绘活动深受中国传统和西方地图谱系的影响。19世纪中叶起，新耶稣会开始搜集中文地图，包括《大清一统舆图》等广泛流传的作品。他们手中的西文地图多基于康雍乾时期耶稣会士的测绘成果。例如，1842年巴黎出版的《中国地图》就是基于德国东方学家柯恒儒的中亚地图校正、订补后的结果，而柯恒儒的地理知识直接来源于康乾时期耶稣会士的测绘成果。新耶稣会士在编绘地图时，面临选择底本的问题，他们倾向于使用西方传统的地图。1876年，新耶稣会印制了《江苏、安徽两省图》，该图基于1735年《中华帝国全志》中的江南省图，仅将法文改为中文并添加省界和长江河道沙洲分布。1888年，《安徽省图》作者陈士谦坦言主要依靠的是《中华帝国全志》中的地图，而非内府舆图。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耶稣会出版的《皇朝直省地舆全图》系列地图，虽然名称和系谱传承自康雍乾三朝内府舆地图，但绘图技法却是西式的，依据唐维尔的中国全图改绘而成。20世纪20年代，屠恩烈在测绘江苏地图时，由于缺乏实测点，选用了《中华帝国全志》中的测绘点进行校正。新耶稣会传教士以明清耶稣会士的后继者自居，特别在“科学传教”的理念上刻意效仿前贤，选用的基础资料以明清耶稣会士的作品为首选。然而，清末地理大测绘背景下由中国人自主编绘的舆图，也成为新耶稣会制图时无法绕过的地理知识来源。例如，19世纪70年代费赖之绘制的江苏省传教地图，更多地依凭由苏省舆图总局绘制的《苏省舆地图》系列地图。《苏省舆地图》作为江苏省域地图中最好的先行成果，成为新耶稣会制作江南教区以及府、州、县地图最重要的底本。

三、 行走与感知：地图编绘中的地方性知识

新耶稣会地图编绘者深入中国实地踏勘，与当地人交流获取地方性知识，成为侨居地汉学家的代表。他们面临文化差异时，首先研究历史、地理、语言、风俗、宗教知识，为专业学院派汉学研究提供基础。地图测绘是汉学生产链的关键环节，承载地方性知识。新耶稣会士在地图中展现地域性知识，如屠恩烈在《一比二十万江苏省地图》序言中提到的崇明、海门及如皋等地方向感问题，科学测绘与地方性知识出现对立。地方性知识还通过收集、阅读地方文献获取，如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的地方志。方殿华通过收集文献、绘图、拍照、实地踏勘研究南京城市史，测绘《江宁府城图》。新耶稣会汉学家的著作出版和与学界的互动，使地方性知识进入英美汉学场域，如夏鸣雷编绘的《安徽省图》突出道路交通要素，基于民族志调查获取的地方性知识在开放场域中流动。

四、 结论

指出新耶稣会在华地图编绘活动起步于个人工作，通过信息汇总和简单技术训练，编绘并发行了大量地图。这些地图主要服务于欧洲，中国受众有限，原因包括语言障碍和新耶稣会研究未进入欧洲学术中心。新耶稣会地图编绘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达到鼎盛，但30年代后转向单一传教地图，影响力减弱。新耶稣会地图在地理信息详密度和覆盖范围上优于英法军事地图和当时商业地图，但随着中国本地测绘事业的兴起，其优势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