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文学”定义与现代不同，原指有价值著作，后逐渐区分于哲学、历史，特指有文采创作。雷蒙·威廉斯指出，19世纪许多诗歌、戏剧、小说不被看作“文学”，只能算“通俗文学”。19世纪末西方汉学家编纂中国文学内容时，这一概念开始转变。理雅各在《钱伯斯百科全书》中将中国古典文献按经、史、子、集顺序介绍，将集部界定为“纯文学”，并将《诗经》列入其中，反映出他从审美视角看待《诗经》，与他在《中国经典》中从经学视角阐释有差异。《钱伯斯百科全书》作为权威性百科全书，理雅各在其中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识，将“文学”定义扩展到包括所有门类经典文献和“通俗文学”，强调其重要性。对英语读者而言，译本通常不体现原文语体差异，理雅各特别强调这一点。

一、 两版《诗经》译本的文学审美及其诠释倾向

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第四卷《诗经·绪论》中探讨了诗歌翻译是否应使用韵文的问题，认为理解原文比韵律更重要，目的是传达原文意义而不添加或解释。他详细解释了中国诗歌的形式和格律，并以韵文翻译了部分例诗。理雅各对《诗经》的诗学价值持保留态度，认为其价值在于描绘的风俗画面和感染力的描写。他反对将《诗经》与西方古典作品相提并论，认为《诗经》缺乏“真正的启示”。1871年版《中国经典·诗经》出版后，受到批评，认为其诗性表达不足。1876年，理雅各出版了韵版《诗经》，认为《诗经》是“高级的诗歌”，并承认改变了之前的看法。李思达在评论中提出了四条诗歌翻译原则，批评西方译者常提醒读者原诗是用中文所写，导致翻译出的诗歌不伦不类。他推崇理雅各译本中的部分译诗，认为至少有十二首是“完美的”。理雅各在1876年版中从经学的传统性解释走向对文学题材、意义的理解，甚至体现出现代性理解。他简化了训诂和经学诠释内容，给予读者更大的欣赏和解读空间。

二、 理雅各晚年对《楚辞》的翻译和诠释

理雅各晚年对中国诗歌的兴趣显著增加，特别是在1895年发表了关于中国诗歌的两篇重要作品，包括《离骚及其作者》长文和《论中国诗》的公开演讲。《离骚及其作者》分为三部分，详细叙述了屈原的生平并对《离骚》进行了文本细读，最后提供了全文英译。理雅各在翻译《怀沙》时采用了创造性的“跳译”方法，使其成为一首感情强烈的英文诗，同时在文字释义上遵循中国注家，但在诗句中也有所发挥，提升了诗的可读性和理解性。他的翻译工作不仅遵循了朱熹的分段法，还体现了19世纪末欧洲汉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比较主义倾向。在翻译《离骚》时，理雅各面临了动植物名称及神话人物的难题，他通过详细解释和注释来帮助西方读者理解。尽管他的译本因过于讲求训诂而牺牲了文学性，受到后来译者的批评，但他的诠释文本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理雅各的翻译和诠释工作显示了他对诗歌的批评尺度，尽管可能与当代文学观不符，但他仍是一个坦率真诚的西方批评家。

三、 理雅各牛津手稿中的中国诗

理雅各在1895年牛津的《论中国诗》讲座中，从文学角度探讨中国诗歌，引用《诗大序》阐述诗歌精神，并从《诗经》开始介绍，选择体现风俗人情的诗歌，展现对《诗经》的现代性理解，摆脱传统注家影响。他将《终风》解释为关于婚姻关系的诗，将《出其东门》解释为忠贞情诗，开《诗经》现代诠释先河。理雅各认为唐代后诗歌格律限制诗人发挥，中国诗歌韵脚单调，但对风俗、自然、亲情等主题的描绘毫不逊色于世界文学。晚年对中国诗歌和散文产生新兴趣，与牛津年轻诗人布莱德利合作翻译李白诗歌，尝试新的翻译手法，如拆句法和押韵方式，虽有笨拙之处，但也不乏闪光点。理雅各的诗歌译文手稿具有文献价值，体现了他在晚年对中国诗歌共情式理解的新境界和文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