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介绍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自明季天启年间出土以来，对基督教在华传播历史的重要性。自碑文问世，西方传教士和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而俄罗斯对景教碑的翻译和阐释却鲜有关注。从18世纪下半期开始，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对景教碑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行了持续的翻译和阐释。俄罗斯人翻译景教碑的原因包括政治需求、在华传教需求和学术需求。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担负着政治、宗教和学术等多重使命，研究中国的历史、社会和对外关系是其在北京的“课业”。景教碑的研究为俄国东正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同时，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对景教碑的重译为俄国学者的翻译提供了可靠参考。

二、 俄罗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翻译历程

详细讨论了1917年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俄罗斯的翻译历程。翻译此碑需要译者具备深厚的汉语修养、掌握西方语言、了解基督教在华传教历史以及欧洲东方学的发展和主要成就。18世纪下半期，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开始认识到大秦景教碑的重要文献价值，19世纪初俄国政府对传教团进行整顿，提高了成员的选拔标准，开始派遣受过大学教育、了解欧洲汉学的人员来华，使得大秦景教碑成为俄国人的翻译和研究对象。从1824年到1898年的70余年间，驻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对景教碑进行多次翻译与研究，产生了六个译本。

第一个译本由俄国最早的汉学家之一列昂季耶夫完成，他在北京期间出色地掌握了满语和汉语，并在俄罗斯科学院月刊上发表了首个大秦景教碑俄译本。列昂季耶夫的译本注重体现原著的主要内容和思想，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并在18世纪就拥有了广泛的读者。第二个译本由卡缅斯基完成，他曾两次赴华，积极组织传教团成员翻译各种宗教书籍。第三个译本由利波夫措夫完成，他被认为是俄罗斯最优秀的汉学家之一，精通满语，在宗教书籍翻译上用力甚多。第四个译本由列昂季耶夫斯基完成，他在北京期间设法拓印了西安府大秦景教碑，并在圣彼得堡出版俄译本大秦景教碑。第五个译本由阿列克些完成，他对照中文，并参考卜铁的法译本，完整翻译了景教碑的序文、颂词以及中叙双语署名，是迄今俄罗斯汉学史上唯一的大秦景教碑全译本。第六个译本由阿姆菲洛希完成，他在俄译过程中选择了更新和更多的西文译本作为参照，包括理雅各的英译本与夏鸣雷的法译本。这些译本不仅展示了俄国汉学家对大秦景教碑的翻译和研究，也反映了当时俄国学者对欧洲学界景教碑研究成果的了解和借鉴。

三、 俄罗斯学者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阐释

深入探讨了俄罗斯学者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翻译与阐释工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作为中国景教的重要文物和文献，其碑文内容分为序文和颂词两部分，分别概述了景教的基本教义和在唐朝的传播情况。俄罗斯汉学家在翻译和解读过程中，特别关注宗教术语的准确性，并提供了丰富的注释。他们对景教的核心术语与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景教”“阿罗诃”“娑殚”“弥施诃”等，这些翻译和注释有助于理解景教教义。俄国学者在翻译宗教名称时，如“景”字，采取了直译法，并结合历史文献进行解释。在处理景教专有名词时，俄国译者多采用音译法，并尝试意译借用儒释道词语以表义。此外，俄国汉学家在翻译中也重视宗教教义的注释，如三位一体和救赎等教义，并参照阳玛诺的解释进行直译和注释。在历史文化译释方面，俄国汉学家补充了历史时间、事件与地理名词的注释，如唐代帝王的庙号与年号，以及对“大秦”“珊瑚之海”“弱水”等地理名词的翻译和考证。这些工作不仅体现了俄国汉学家对景教碑翻译特点和研究成就的贡献，也反映了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宗教立场和对历史背景的深入理解。

四、 结语

讨论了俄罗斯汉学家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翻译和研究，其动机主要是学术性的，旨在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俄译本译者包括宗教历史研究者和学习中文的学生，他们深入理解碑文并进行历史文化阐释。19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汉学发展迅速，俄罗斯成为欧洲汉学强国之一。译者在翻译和研究中受到国家利益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将景教译为“正教”以体现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1917年前，俄国汉学家完成了对景教碑的系统翻译。苏联时期，研究转向史学角度，全面开展基督教历史研究。1991年苏联解体后，当代俄罗斯学者重新开始重视景教碑的史料价值，将其作为唐代基督教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景教碑，如文化适应、传教活动等，并逐渐扩大汉语景教文献的使用范围。但俄罗斯学者对新出土景教文献的掌握相对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