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了西方对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历史背景，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经过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记录，到18世纪末传教士汉学家的学术化研究。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民俗的研究与欧洲新兴学科相结合，德呢克的《中国民俗学及其与雅利安和闪米特民族的亲缘关系》成为西方最早系统研究中国民俗的专著。书中的“中国民俗雅利安起源说”受到批评，而中国学界对此书的认识多停留在德呢克首次引入“Folk-Lore”一词。俄罗斯学者阿格拉娅·斯塔罗斯蒂娜分析了西方神话学派对此书的影响，但未深入探讨德呢克的在华经历和资料获取途径。本文旨在从德呢克的经历、编写体例、资料获取途径等方面全面评介《中国民俗学》，分析其研究特点和西方影响，为理解西方中国民俗研究提供参照。

一、 德呢克的在华经历

德呢克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在华外交官、汉学家、报刊主编，精通多国语言。1863年加入英国驻华领事馆，学习北京官话和中文，对中国政治、地理和历史有所了解。1864-1865年被派驻天津和厦门领馆，考察北方地区，撰写《中国北方旅行指南》。1865年底辞去领事职务，前往香港担任德臣印字馆杂志主编，积极投入报刊业和汉学研究。1867年创办《中日释疑》，1872年创办《中国评论》，刊发中国民俗研究文章。德呢克撰写多部汉学著作，加入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1876年代表作《中国民俗学》出版，受到西方学界关注。德呢克还担任香港市政厅秘书、图书馆博物馆馆长，参加"冬季系列讲座"。1877年被任命为华民护卫司助理，结束在华十五年工作生活。德呢克的多元文化身份为其撰写《中国民俗学》提供了重要前提，翻译学员时期的汉语学习经历为其实地考察中国民俗、搜集民俗文献打下基础；在香港的办报经历和汉学研究使其结识众多汉学家，掌握丰富的报刊资源，为获取中国民俗资料提供便利。

二、 《中国民俗学》的版本、编撰体例与分类方法

《中国民俗学》的标题直译为“中国民俗学及其与雅利安和闪米特民族的亲缘关系”，茅盾最早采用此译法。1846年，威廉·汤姆斯提出用“Folk-Lore”代替“Popular Antiquities”或“Popular Literature”，强调对现存习俗、仪式、迷信等的搜集，汤姆斯的比较民俗学思想和实地考察方法影响了德呢克。德呢克在书中多次引用欧洲早期民俗学者的研究，将“Folk-Lore”一词用于中国民俗学研究，被视为西方现代中国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最初在《中国评论》连载，后整理成书，由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和香港德臣印字馆出版。德呢克借鉴了威廉·亨得森的《英格兰北部地区和边境的民俗笔记》的编撰体例和分类方式，全书分为前言、目录、正文和索引四部分，正文共十三章，以“迷信”为核心进行分类。德呢克的分类体系虽有缺陷，但作为西方学者首次尝试对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具有重要的学术史地位。

三、 德呢克获取民俗资料的途径

德呢克自1863年来华后，通过实地考察、报刊文献、社交圈层和中文书籍等多种途径获取中国民俗资料。他利用在华报刊主编的身份，从报刊文献中获取大量民俗资料，同时记录和搜集当地民俗。在担任英驻华官员期间，德呢克广泛了解各地民俗风情，搜集相关资料，为撰写《中国民俗学》提供参考。德呢克主要依赖二手文献搜集中国民俗知识，作为编撰《中国民俗学》的主要方式。他广泛搜集多家报刊中有关中国民俗的研究性文章和新闻报道，其中《中日释疑》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所引频次最高。德呢克的社交圈层为他提供了重要的手稿笔记，如传教士湛约翰和英驻华外交官嘉托玛提供的当地民俗的第一手资料。德呢克的中国助手陈蔼廷也为其提供了手稿，主要为广东本地的鬼故事。德呢克还从本土书摊上搜集了一些中文书籍，如黄历、清代笔记小说《子不语》、俗语辞书《谈徵》以及中国典籍《周礼》《诗经》《山海经》等，作为学习和研究中国民俗的必备材料。

四、 德呢克辑录民俗材料的特点：口头与书面并重

德呢克在编撰《中国民俗学》时，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了丰富的中国民俗资料，使得该书成为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民俗资料集。他不仅从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古代文学作品以及《京报》等书面文献中辑录民俗材料，还辑录了大量来自中国民间的口头故事，呈现出书面文献和口头文献并重的特点。德呢克引用了儒家经典文献，如《礼记·檀弓》、《周礼·秋官司寇》、《诗经·大雅》等，以及文人笔记、俗语辞书、民间歌谣、说唱文学等多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他还从《京报》中辑录了官方对地方神灵的崇拜等民俗材料。此外，德呢克还辑录了大量由外交官、传教士等在华西人群体向当地人采集的口头故事。通过对德呢克所利用的中国民俗文献进行考察，可以看出该书涉及的民俗文献类型多样，取材广泛，既沿袭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从中国传统典籍等书面文献中辑录民俗文献的传统，同时也有意识地辑录了大量口头文献，已初具早期人类学派田野调查的色彩。

五、 《中国民俗学》在西方的影响

1876年，《中国民俗学》在伦敦出版后，西方学界对其展开广泛讨论。该书受到学术期刊和报纸书评的关注，其中对德呢克提出的“中国民俗雅利安起源说”既有批判也有肯定。19世纪中后期，西方汉学研究者试图构建中国与雅利安文明的关系，德呢克从民俗学角度论证此观点，强调中国与欧洲民俗的相似性，认为它们有共同的雅利安起源。然而，这一做法遭到西方学术界尤其是人类学派的批判，反映出东方学在西方的衰落。尽管德呢克的论点受到批评，但其著作的学术价值未被忽视，19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学评论周刊《雅典娜神庙》对其资料价值给予肯定。《中国民俗学》被收录于1887年编撰的《最佳书籍》中，显示其在科学、艺术、文学领域的价值。欧洲民俗学界也重视《中国民俗学》，德呢克与英国民俗学会的关系显示中国民俗学是其关注对象之一。学会成员广泛参考《中国民俗学》中的民俗文献，该书成为欧洲民俗学者了解中国民俗的重要资料。《中国民俗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也反映在其多次重版上。

六、 余论

19世纪中后期，欧洲新兴学科如民俗学、民族学开始关注中国，德呢克的《中国民俗学》应运而生。他旨在通过中欧民俗比较，论证共同的雅利安起源，体现“中国文明西来说”。与他同代的汉学家也从语言、神话中寻找证据，形成“汉学研究中的雅利安传统”。德呢克的研究受欧洲早期民俗学思想影响，系统搜集整理中国民俗文献，促进了中国民俗知识在欧洲的传播。他与同代汉学家的研究，从耶稣会士的古典文献梳理到20世纪初人类学、宗教学方法的运用，起到了过渡作用，为后来的中国民俗研究奠定了知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