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欧美佛教研究史中常忽略俄罗斯的贡献，特别是瓦西里耶夫在汉藏佛教研究上的成就。瓦西里耶夫的研究不依赖梵巴文献，而是专注于汉藏蒙佛教文献的介绍、翻译和研究，正确理解了汉传、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关系，其学术视野和研究高度在当时欧洲领先。尽管瓦西里耶夫持续研究中国佛教，但部分成果因火灾和俄罗斯学术环境限制而未能发表，成为未被充分利用的学术资源。

一、 瓦西里耶夫的学术背景与研究历程

瓦西里耶夫的中国佛教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学术积累、中国见闻记录与资料收集、学术思想形成。在喀山大学学习蒙古语、鞑靼语及藏语，研究佛教文献，获得蒙古语文学硕士学位。1839年作为传教团学员前往北京，学习满、汉、梵、突厥等多种语言，广泛涉猎佛教典籍和中亚各民族资料。1850年返回俄国后，瓦西里耶夫发表《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被翻译成德文、法文，受到欧洲学界关注。晚年主要工作是修订《佛教教义研究》、翻译《印度佛教史》、写作《东方的宗教：儒、释、道》等。瓦西里耶夫还撰写了一系列佛教研究论文，总结早年研究。他翻译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但未出版。尽管瓦西里耶夫在教学中偶尔涉及佛教，但当时俄罗斯大学课程中尚未开设与汉传佛教相关的专业课程。

二、 瓦西里耶夫中国佛教研究方法——基于文献学、史学、社会学的视角

瓦西里耶夫的中国佛教研究方法融合了文献学、史学和社会学视角。他深刻理解东方语言，特别是通过编纂《佛教术语词典》来精确理解佛教概念，强调多语种对照的重要性。瓦西里耶夫在《汉语与中亚各语言之关系》中探讨了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强调精通汉语对佛教研究的重要性，并在翻译和研究中注重用词精准。他的研究特色之一是汉藏双语材料的运用，如在《西藏佛教史》中对汉、蒙佛教文献的考证。瓦西里耶夫在《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中提出了基于中国汉藏佛教文献的佛教发展史书写框架，从早期佛教教义的小乘佛教出发，再到大乘佛教的起源与传播，最后转向密教的神秘主义。这一框架至今仍在印度佛教史的书写中占据主导地位。他基于对部派佛教的正确认知，通过汉译大乘经典，关注大乘佛教的起源，并探讨了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关系。瓦西里耶夫还介绍了中国佛教史，包括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况、佛教史上的儒佛道论战等，并关注佛教典籍。他提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佛教为何能在中国取得重要突破，给出了现实原因和内在力量两个方向的解释。瓦西里耶夫还从社会学视角观察中国佛教僧团组织，关注佛教戒律和仪轨，研究僧团制度在印度和中国的实际运作，以及经典编纂过程，超越了传统利用语言文字研究佛经的方法，转向基于社会学、史学更深维度的考察。

三、 瓦西里耶夫对中国佛教认识的局限性

探讨了瓦西里耶夫对中国佛教认识的局限性。瓦西里耶夫从西方视角对比东西方宗教传统，认为中国民众在宗教信仰上没有严格的限制，表现出“从众性”，与西方宗教狂热主义有本质区别。他指出儒、释、道都有一定程度的“虚幻性”，难以如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真正走向世界。瓦西里耶夫还论证了基督教与佛教在制度方面的相似之处，认为佛教的传播发展受到了基督教的间接影响。他将佛教在东方的传播视为“西方精神力量优越性”的结果。瓦西里耶夫的研究意识受到西方价值体系的影响，导致无可否认的“偏见”，试图向读者证明西方对东方的优越性和影响。即便近距离观察中国社会与宗教，他仍难免给自己事先树立了一个必须论证的课题，即西方必然优于东方。

四、 结语

强调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佛教文献对学术界的影响，指出20世纪前中国佛教在海外研究的不足。欧美学者因语言障碍和传教士对佛教的忽视，未能深入研究。瓦西里耶夫作为19世纪西方首位系统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其工作对俄罗斯汉学和欧美佛教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被学生米纳耶夫和舍尔巴茨基继承和发展，形成了重视原典和多语种文献对照研究的学术风格。然而，19世纪初俄罗斯的印度学和藏学发展导致汉语资料研究的传统风格一度被冷落。20世纪70年代后，俄罗斯学者开始更关注中国佛教本身。瓦西里耶夫的研究具有超前性和开创性，使西方学术界深入了解中国佛教的发展和思想，他的工作至今仍被认可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