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介绍了康熙朝罗马教廷特使多罗与中国礼仪交涉失败的历史背景，以及近年来满文档案文献的翻译出版对礼仪之争问题研究的推动作用。作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与礼仪之争相关的满文档案文书，这些文书涉及首次来华教皇特使和中国基督徒，是珍贵的研究资料。文章将利用这些文书和传教士的满文口供资料，深入探讨康熙帝批捕协助特使团工作的基督徒的情况，以及对耶稣会教士产生的影响。

二、 逮捕基督徒

康熙四十四年，罗马教廷特使多罗抵达广东，随行有内科和外科大夫，耶稣会士闵明我对此感到惊讶。多罗特使在广州找到毕天祥神父作为翻译秘书，他是遣使会士进入北京的第一人。康熙帝三次召见特使，礼仪交涉陷入僵局，多罗离开北京后，康熙帝下令逮捕毕天祥并驱逐颜珰。康熙四十五年，四川巡抚能泰奏报，奉旨逮捕曾在四川作乱的毕天祥，并调查处理。同时，特使来华后雇佣的基督徒助手汪鲛、顾池和陈修因言辞不慎、扰乱清静被逮捕，流放盛京。教廷特使在北京礼仪交涉失败后，天主教传教事业在中国面临危机。1708年，耶稣会士卫方济被派往欧洲，带去相关文书向教宗解释中国礼仪，其中包括三名基督徒被捕后的口供资料。康熙帝在南巡期间对汪鲛的莽撞行为感到反感，特使在京期间他们又协助特使团工作。礼仪交涉失败后，康熙帝下令审讯混淆中西礼仪、引起骚乱的汪鲛等基督徒。赵昌和赫世亨奉旨逮捕汪鲛和顾池，内务府官员在抓捕基督徒行动中，张诚表示强烈反对。

三、 基督徒汪鲛的口供

详细记录了基督徒汪鲛在康熙朝的审讯口供，揭示了当时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宗教冲突和礼仪之争。汪鲛供述了自己对欧洲人之间争执的了解，包括耶稣会士与圣多明我会之间的分歧，以及颜珰主教试图改变中国基督徒的敬孔祭祖习俗所引发的争议。他提到了罗文藻和颜珰两位主教的角色，以及耶稣会士对颜珰禁令的反对。汪鲛还涉及了康熙帝对敬孔敬祖礼仪的看法，以及他本人在澳门学习欧洲文化的经历。此外，汪鲛描述了自己与耶稣会士的交往，以及他对颜珰主教购置教产的了解。审讯中，皇子等人追问汪鲛关于他与外国人非议中国礼仪的情况，以及他居住在宫中的目的。汪鲛的口供反映了当时中国与欧洲宗教文化交流的复杂性，以及康熙朝对天主教传教士活动的态度和政策。

四、 基督徒顾池和陈修的口供

详细记录了基督徒顾池和陈修的口供。顾池承认自己信奉基督教，但对颜珰被驱逐的原因和欧洲人的争议一无所知，他仅因金钱而与多罗和毕天祥有过接触，否认与颜珰有过交流。陈修则供述自己对基督教典籍知之甚少，对皇上抱有崇敬之情，并详细描述了自己如何被卷入多罗和颜珰的事务中，包括被命令抄写颜珰的手稿。陈修强调自己对耶稣会士的偏袒，否认挑起争端或歪曲事实。他还提到了自己与耶稣会士的关系，以及在特使团中的角色。此外，章节中还涉及了其他与案件相关的人物，如沙国安和白晋，以及他们与多罗特使团的矛盾。陈修的口供揭示了他在耶稣会中的角色，以及他与多罗和颜珰的关系，同时展现了当时基督教徒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 耶稣会士对三教徒的见解

讨论了耶稣会士与罗马教廷特使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耶稣会士对协助特使工作的中国基督徒的看法。耶稣会士曾计划毒死特使，但未成功。张诚神父评价汪伯多禄为有才之人，而闵明我则批评汪伯多禄损害了传教士的名声。颜珰提醒神父们避免招惹汪伯多禄。汪鲛因调查耶稣会士放高利贷而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三名基督徒被送往慎刑司受刑，陈修因贿赂官员而受轻刑，汪伯多禄则受重伤。审讯后，汪伯多禄被认为交代了有损传教的事。康熙帝下令将他们流放到盛京，分别安置在盛京上三旗服役。信函中反映了教内对多罗特使的质疑和对教中秩序的担忧。在京耶稣会士担心被流放的基督徒在辽东继续骚扰当地基督教徒，但未能前往辽东。特使团的医生给陈修的妻子转寄了银子。衢州当地人对陈修被流放的看法是他在京劝皇帝奉教而被罚。三名基督徒受到两罪并罚，在盛京充军服役，成为教会间斗争的牺牲品。多罗事件后，朝廷对西洋传教士采取了妥协政策，未领票者被驱逐出境。

六、 结语

清朝继承明朝制度，保护钦天监并宽容前朝遗留事业。西方科学技术引入中国，耶稣会士如利玛窦、艾儒略等贡献突出。顺治帝重用汤若望等西洋耶稣会士，继续在钦天监工作。康熙帝重视科学事业，利用西洋科学知识，默许宗教传播。康熙帝对天主教认可宽容，赐予“敬天”匾额。礼仪之争涉及祭祖敬孔与传统孝道冲突，耶稣会士尊重中国文化，巴黎外方传教会士不认同引发争议。罗马教皇派特使解决礼仪问题，天主教修会反对耶稣会传教行为。特使在京期间，中国基督徒协助调查，搜集情报，对耶稣会士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基督徒被捕后被流放盛京，耶稣会士警惕其在流戍地陷害当地基督徒。天主教关注社会底层，归化基督教徒成为教案无辜受害者。耶稣会士传教事业面临严峻困难和考验，基督徒压迫迫害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