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花笺》是20世纪早期重要的汉诗英译集,由美国汉学家艾思柯和意象派诗人洛威尔合作翻译,收录160余首唐代诗歌,以李白作品为主。洛威尔是意象派领袖,与艾思柯合作始于1917年。当时英国汉学家韦利的汉诗英译本已受关注,洛威尔最初对韦利译作感到泄气,但后来公开称赞其译作,认为韦利译出了汉诗的真正感觉。洛威尔和艾思柯在信中讨论韦利的译作,洛威尔甚至在《新共和》上为韦利的《汉诗170首》打广告,称赞其为最佳汉诗译本。
韦利对艾思柯与洛威尔合作翻译的汉诗提出批评,指出陶潜诗的翻译错误和王昌龄生活时代的误述。艾思柯回应韦利的批评,认为韦利对陶潜的道家身份论断不准确,并在信中提出自己的修改译文。艾思柯和洛威尔重视批评,调整了选诗原则、翻译标准和方法,强调忠实、优雅地传达原意。洛威尔在翻译中融入个人诗歌创作手法,而艾思柯提出应尽可能生动、忠实地传达作者内容。两人的翻译方法从初期的探索阶段到后期的精确传达,尤其在诗行变化和文字处理上有明显的差异。
韦利在《纽约晚报》的书评中对《松花笺》表示赞许,同时提出三个问题:合作翻译的必要性、艾思柯的汉学水平以及抒情诗的译法。韦利认为理想的译者能独立翻译,不必学习汉语一生,对艾思柯的汉学水平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对中国文学研究有限,特别是在“赋”的韵律说明上存在错误。他还指出洛威尔在抒情诗翻译上的不足,认为其未能像翟理斯那样保留原诗的音乐性。洛威尔对韦利的书评做出回应,通过与赵元任的讨论,调整了对“赋”的押韵及与“复调散文”类似度的描述,并强调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她还回应了韦利对《静夜思》译文的批评,认为优秀的译者应努力呈现原诗的含义和意境,而不仅仅是音乐性。艾思柯则未公开回应韦利的批评,但在私下与洛威尔交流中承认自己不具备专业汉学家的学识。后来,艾思柯在为韦利的另一译本撰写书评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如对“quog”一词的质疑。
《松花笺》与韦利的汉诗译本共有15首重合译诗,质量相当,各有优点和误译。韦利的翻译实践稍早于艾思柯和洛威尔,但三者处于同一翻译阶段,竞争激烈。洛威尔和艾思柯希望超越韦利,有时成功,有时难分高下,有时未能如愿。张歆海和昂特迈耶高度评价《松花笺》译本,认为可与韦利的译作相提并论。韦利与翟理斯就汉诗翻译展开激烈争论,而与艾思柯、洛威尔的竞争则是良性的,促进了双方的友谊和译本改进。洛威尔还帮助韦利的《源氏物语》译本在美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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