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东方学学术史中欧美东方学与日本东洋学的联系，强调了日本东洋学受西方东方学启发而建立，其学术价值观念和研究方法源自西方。同时指出，要研究中国东方学学术史，必须将欧美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作为外部背景，因为日本东洋学与中国东方学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和互动关系。

一、 近世“国学”与“汉学”

讨论了日本东方学的起源和发展，从古代日本贵族学习中国文化开始，到江户时代国学的兴起，以及国学与汉学、兰学的关系。国学旨在弘扬日本文化精神，与汉学和兰学相抗衡，而本居宣长强调日本古典研究的重要性，反对将日本学问特别标注为“国学”。尽管如此，“国学”一词仍被广泛使用。江户时代的汉学包括佛学，日本佛教徒直接研读汉译佛经，体现了对汉译佛经的权威性和原典性的认可。富永仲基的《出定后语》超越了汉学、佛学和国学的范畴，将三者结合起来，对汉译佛经进行批判性分析，开创了客观立场上的文献研究方法，对现代日本学术方法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富永仲基的研究突破了国别视域，进入区域研究，比较分析了印、中、日三国文化特点，提出了“诚之道”来综合东方文化，成为日本近代“东洋学”的鼻祖。古代日本的学问从汉学奠基，延伸到佛学，进而发展出对东方各国的区域性研究，产生了“东洋学”的萌芽。

二、 从传统汉学到近代“支那学”与“东洋学”

明治维新后，日本学问发展分化整合加速，20世纪初从汉学分化出“支那学”和“东洋学”。“支那学”是汉学发展而来，研究中国古代及现代问题，研究立场和方法发生变化，不再崇敬中国古代文献，而是批判性解读。“东洋学”是“支那学”研究范围的延伸，涉及中国周边各国各民族，最初在历史学领域出现。日本历史学科布局中，“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体系确立，受西方学界影响，但日本的“东洋学”与西方“东方学”在研究范围和重心上有差异。日本的“东洋学”起源于“东洋史”研究，从东洋史研究中逐渐确立起来，两者概念上有所区分，但实际上关系密切。东洋学家多留学欧美，学习西方现代学术方法，从传统汉学转向现代“东洋学”是自然和必然的结果。从传统汉学到“支那学”和“东洋学”，价值取向发生重要转变，但两者本质上都是日本国家主义学术形态的产物，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日本“东洋学”的观念和方法受西方古典东方学和进化论、国家主义观念的影响，科学的进化论往往被民族主义所利用。一些左翼东洋学研究者在贬低东方国家历史文化上与右翼立场殊途同归。日本的“东洋学”起源于“东洋史”研究，从东洋史研究中逐渐确立起来，两者既有概念上的区分，也有难分难解的关系。东洋学家多以汉学研究为出发点和重点领域，从汉学研究扩展到亚洲区域研究与东洋学。

三、 从近代“东洋学”到当代“东方学”

日本战败后，东洋学界经历了重组与变化，许多战前学者如羽田亨、江上波夫、铃木大拙、石田干之助等重新活跃并推出新成果。东洋学逐渐被东方学概念取代，1947年成立的“财团法人东方学会”标志着这一转变，旨在继承东洋学的遗产并与之区隔。战后东方学超越了东洋学的价值立场，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转向纯学术立场，关注东亚区域观与世界主义。战后东方学研究保持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区域研究特点，研究成果多聚焦中国历史文化，并置于东方与世界的背景上进行考察。东方学家西岛定生提出“东亚世界”概念，强调中国为中心的区域性文明。日本东方学研究者关注微观选题，追求学术性与趣味性的统一，如中村元的《东洋人的思维方法》和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等著作。讲谈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展示了现代日本中国研究及东方学研究的阵容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