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论跃教授的研究路径从符号学转向汉学，其学术背景深厚，包括在法国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符号学专家，后转攻汉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儒学专家。他的符号学研究始于武汉大学中法合办的博士预备班，对庄子的思想与符号学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的相似性产生兴趣。在巴黎第八大学，他师从高概教授学习符号学，并以莫里斯·布朗肖的文学和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获得第一个博士学位。王论跃教授的符号学研究受到语言学和现象学的影响，这些理论后来在他的汉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转向汉学研究的动机源于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对王阳明的研究兴趣，但在师友建议下，选择了研究明代理学家王廷相。在汉学导师戴思博的指导下，王论跃教授完成了关于王廷相的汉学博士学位论文。他强调，学术研究中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持续的阅读和学习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王论跃教授认为，语言学、符号学、哲学等学科对汉学研究有重要帮助，跨学科研究可以提供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他通过借鉴西方哲学思想来研究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利用现象学的概念资源来解释中国哲学中的概念。例如，他使用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来探讨中国哲学中“意”的概念。

在选择研究对象时，王论跃教授受到戴思博教授的影响，选择了王廷相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愿意接受挑战，探索较少人涉及的领域。他继承并延续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葛荣晋对王廷相的研究，尽管在具体方式和细节上有所不同。

在汉学研究中，王论跃教授遇到的困难包括文献搜集和翻译。他指出，搜集文献在过去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但现在网络资源的丰富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更加方便。翻译则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任务，需要找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达原意，严复的“信、达、雅”是翻译的高标准。

王论跃教授认为，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应具备多方面的素养，包括做人的修养、学科素养、对汉语言文化的把握，以及通古今的能力。他强调，学习是为了成人，而“成人”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需要有人性，能够导向“仁”。此外，学者需要有广泛的专业知识和对中国思想文化整体性的把握，以指导学生进行研究。

最后，王论跃教授讨论了法国汉学家如何正确对待中西之间的相异性。他认为，如果学者只关注自己的本文化及其共性，那么研究中国的意义不大。相反，他们应该寻找中国思想和西方文化思想的根本区分模式。他以谢和耐先生提出的中国的组合逻辑为例，说明了这种区分模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