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马礼逊及其医学活动

罗伯特·马礼逊是首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包括《圣经》中译和《华英字典》编纂。他与米怜合编《印中搜闻》促进信息沟通，关注医疗问题，与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诊所。马礼逊反驳《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中医的批评，通过植物学探索推动医学繁荣。他处于中西医交流的“榫接点”，在耶稣会士医学实践中断后，为新教传教医生抵华前的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医学提供了平台。《印中搜闻》和《华英字典》涉医内容体现了马礼逊对中医的介绍和中西医学交流的贡献，展现了中西互释和知识结构整合的特点。

二 太极、天地之说与基督教宇宙论的调和

马礼逊在介绍中医时，不仅关注药物和诊法等具体实践，还深入探讨了中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天人合一”的理念。他在《印中搜闻》发表的文章中详细介绍了中医理论，强调人体是微缩的自然系统，与自然界的日月、山川、河流相联系，体现了太极、阴阳、脏腑辨证等中医理论。马礼逊还将中医的“性学”与基督教宇宙论相联系，通过“性学”观念建立中西宇宙论的联系。他将太极类比为西方的“第一因”，修正了耶稣会传教士崇天主、抑太极的偏颇。马礼逊还将中医的身心观与西方的灵肉观联系起来，通过翻译话语的“混杂性”特征实现了中西身体观的并置与交融。他通过继承耶稣会传教士的“性学”观念，与中医背后的哲学心理互相沟通、调和，勾连了中国与西方两大文明、世俗与超验两大领域。马礼逊的传教士职责预示了神学与医学相结合的倾向，体现了“传教医生”“救心”与“救身”并重，乃至“救心”胜于“救身”的思想理路。

三 基督教“三魂说”与中医脏腑理论的沟通

探讨了马礼逊如何将中医脏腑理论与基督教“三魂说”进行沟通和整合。马礼逊在《中国医学史（一）》中将《素问》解释为内脏学的谈话，尝试调和中医的“气化身体”与西医的“生理身体”。他通过翻译将中医的“藏象学说”与西医的“内脏学”相融合，展现了两者之间的“混杂性”。在《华英字典》中，马礼逊用西方命名法直接对译中医器官，同时用《素问》中的藏象理论加以解释，详细阐述了五行相生相克以及五色、五味、五脏的联系。他还简要介绍了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为读者提供对照。马礼逊将中医哲学的魂魄之说与天主教/基督教的“魂分三品”相交融，构建了中西魂魄之说的互通、互证。他将“精气神”的“神”译为“anima”，将中国的“神”与西方的“灵魂/亚尼玛”归为相类概念，使中医融合为“身体”-“灵魂”-“陡斯”的神学体系。马礼逊试图统合“五脏藏神”的中医理论以阐释魂魄，其话语呈现出与“魂分三品”之间的“混杂性”。他与艾儒略的不同之处体现了中医典籍的影响，说明他对脏腑理论的调和是一种中西会通的“混杂性”话语。

四 经脉理论、循环理论与“血”之灵气

探讨了马礼逊如何将中医学的经脉理论与西方的血液循环理论进行比较和调和。马礼逊在《华英字典》中将“经络”解释为动脉和静脉的统称，尝试打破晚清传教士对经脉理论的沉默。他将中医中的“气血”理论与西方的“灵气学派”相联系，将血液视为“灵魂”或“气场”，从而在灵肉之间构建了一种调和性的“神学—医学”话语。马礼逊的解释不仅采用了现代解剖学术语，还融合了中医哲学和西方神秘主义，通过“性学”将中医的经脉理论与西医的循环理论联系起来，体现了中西医学理念的调和及西方理论的张力。此外，他还引用了大量中国典籍，将中医的“气化”理论与西医循环理论相贯通，确认了基督教的唯灵论身体观。

五 结语

强调马礼逊作为伦敦会首位新教传教士，其对中医的研究和认同促进了中西医学文化的交流。他在《印中搜闻》发表的文章和《华英字典》中涉医词条的编纂，实现了中西医知识的会通与调适，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马礼逊整合了东西方知识结构与话语体系，关注中医哲学思想，尝试以“性学”为媒介，发掘互证、互鉴的学理基础和实践资源。他从《黄帝内经》出发，通过中西互证将太极确定为“第一因”，修正了明季耶稣会“性学”的理念，并通过《灵枢》的翻译贯通了西方的“灵肉二分观”。马礼逊还通过《华英字典》的译文体系将中西医的脏腑理论联系起来，模糊了“气化的身体”与“生理的身体”之间的界限，尝试通过《素问》的“五脏藏神说”处理东西方的身体观，以中国的“魂魄”思想整合了西方的“魂分三品”之说。此外，他以“气血”的观念沟通了西方的“灵气学派”与生理学，巧妙地将中医的经络流转与西医的循环理论对观，会通了基督教的灵魂学说。马礼逊的介绍不仅烛照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中西医会通过程，其跨文化的整合实践及其话语呈现出的“混杂性”特征也反映了文化交流中现代知识的建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