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03年，美国哲学家安乐哲和郝大维合作出版了《道德经》译本，旨在从哲学角度向西方全面传递中国古老思想。安乐哲重译了多部中国典籍，构建了中西比较哲学阐释的典籍翻译新模式。与西方传教士不同，安郝从哲学角度切入，译本中加入历史导言、哲学导言、关键术语表等副文本，运用标记性阐释和域境阐释策略，向西方社会还原中国道家哲学的真实框架。本文将探讨安郝《道德经》译本跨文化阐释的得失，以期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有所启发。

二 “以文本为中心”的阐释

中国哲学典籍如《论语》、《道德经》等在国际传播中面临“传而不通、通而不达”的问题。郭尚兴提出“以文本为中心”和“相关性”两种翻译模式，强调以原文作者意图和价值观为核心。《道德经》早期译本倾向于“相关性”，如乔治·亚历山大将“道”译为“God”，亚瑟·韦利译为“The Way and Its Power”，这些翻译忽略了中西文化差异，导致中国哲学思想的扭曲。因此，安郝重译《道德经》以纠正误译，还原其哲学原貌。

安郝选择以“帛书本”为底本进行阐释，因其早于“王注本”约400年，更多保存了《老子》原貌。他们参考郭店本和王注本，以弥补帛书本的残缺。在章节顺序上，尽管帛书本与通行本相反，但安郝仍遵循大众阅读习惯，保持“道经”在前。标记性阐释是安郝译本的特点，通过拼音音译核心词汇，并在译后评论中注释，以传递原语概念意义与文化语境。他们采用“先音后义”的方式，如将“天”译为“tian”，避免西方宗教联想。语义解释类评论揭示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包括特定术语和互文性评论，帮助读者区分术语的常规含义和特殊含义。

安乐哲提出“阐释域境”概念，强调将文本放回其文化特殊性中。安郝紧扣《道德经》域境，对核心术语如“道”和“德”进行阐释。他们将“道”译为“way-making”，强调其动态过程，而“德”则译为“efficacy”、“potency”或“character”，以体现其形而上学根基和个体特征。书名“道德经”被译为“Making This Life Significant”，突出道家世界观。比喻的域境阐释也是安郝译本的特点，他们尽可能保留《道德经》中比喻的独特含义，如“以水喻道”，展现“道”的无欲无为特质。

三 副文本阐释

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提出“副文本”概念，指协调正文和读者、展现作品面貌的所有材料。副文本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具有围绕正文本、形式多样、呈现正文本的特点。安郝《道德经》译本的副文本形式多样，包括前言、致谢、历史导言、哲学导言、核心术语等，对正文本起补充和强化作用。译者深入分析《道德经》的主旨、道家哲学思想，对核心概念进行诠释，质疑望词生义的译法，强调哲学术语的深刻内涵和动态意义。安郝译本将“道德经”译为“Making This Life Significant”，反对归化译法，将“道”译为“way-making”，“天”译为汉语拼音tian。附录部分的《太一生水》使道家宇宙观更明晰。译本每章译文后跟有评论，对原章节进行详细解读和阐释，包含语义解释、与先前译本对照、文化语境建构等内容，降低读者理解难度，让读者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安郝译本通过注释、评注等方法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保留源语文化特征，成为中华典籍翻译的主要策略。安郝《道德经》译本的副文本丰富多样，对正文本起显著补充和强化作用，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中国哲学，促进中国哲学的跨文化传播，值得中国典籍译介借鉴和学习。

四 跨文化阐释之不足

探讨了安乐哲和郝大维在《道德经》翻译中采用的“以文本为中心”的跨文化阐释策略，指出其虽有助于抵御西方中心主义，但也存在不足。首先，译者过度化虚为实，破坏了老子的玄妙意境，如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一、二、三”译为“continuity”“difference”和“plurality”，失去了原文的简洁和力量。其次，译者过度关注英语词源，可能导致误读误译，如将“仁”译为“authoritative conduct”，忽略了道家对“仁”的自然亲爱之情的理解。此外，译者将“义”译为“appropriate”和“礼”译为“propriety”，虽然考虑了英语词源，但未能准确传达原文的深层逻辑关系和个性化特征。总之，中文和英语在词源上存在时间和空间的不对等，译者过度关注英语词源可能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给西方读者造成错误的价值导向。

五 结语

中国典籍在西方传播受限，部分原因是“西方中心主义”。21世纪的“西方中心主义”表现为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译者缺乏批判性思维，导致中国哲学典籍被误读。安乐哲和郝大维的《道德经》译本通过域境阐释和标记性建构，避免了西方读者的错误对应，打破了对中国哲学的禁锢。他们的译本成功也得益于中外学者的学术合作，为后续中国典籍外译和跨文化阐释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