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国际汉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和成就，强调了其对史学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贡献。同时指出了国际汉学研究的内向性倾向，忽视了其外向性作用，即国际汉学本质上是外国学术，应关注其在境外的学术和社会功能。文章提出国际汉学研究应聚焦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效用和潜能，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效能和影响。最后强调了国际汉学研究与典籍翻译研究的内在联系，认为翻译是研究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需要交叉学科的综合考察和分析。

一 翻译与国际汉学的同源性

探讨了国际汉学研究与典籍翻译之间的同源性。从日本僧旻和西方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开始，东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遵循“译+研”模式。外国学者研读中国文化典籍离不开翻译，因为他们的汉语能力和在华社会生活经验有限。他们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翻译，学术写作依赖翻译提供的原始资料，翻译中包含复杂的学术研究。国际汉学研究需要重视与翻译研究相结合，以获得更客观的研究效果。

二 典籍翻译研究的深层对象

典籍翻译研究关注中国古典书籍的翻译文本，分为四种类型：1) 基于文字学、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关注原文与译文一致性，追求语义对等，代表人物有奈达和卡特福德；2) 功能主义语言学视角，研究翻译文本实现功能的方法和策略，强调功能对等或新功能实现，代表人物为诺德；3) 文化翻译研究，探讨文化层面的对等和不对等现象，揭示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代表人物包括巴斯奈特、勒菲弗尔和图里；4) 解构主义翻译研究，否定意义确定性，视翻译为意义再生过程，原作和译作是独立生命体。典籍翻译研究以文化传播效果为导向，正视和接受各种翻译现象，旨在推动全人类精神文化共同发展。

三 国际汉学研究“原典性”文本问题的解决途径

讨论了国际汉学研究中“原典性”文本的重要性和问题。严绍璗先生强调使用母语文本以更真实准确地理解外国汉学家的原意，但指出即使使用母语文本，由于文化差异和语义误差，不能完全信赖。他指出，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基于“前见”的知识性解释，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其自身知识结构演化的结果，并非都建立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基础之上，因此他们对中国文化和问题的认知和理解是不完整的，理解结果常常有缺陷。国际汉学研究成果的汉译文本和汉学家的外文学术话语中都充斥着翻译概念和推理过程，需要甄别和排除这些副作用。解决途径是与典籍翻译研究合作，事先弄清楚相关文本内容的真相。

四 典籍翻译的定量和定性研究之于国际汉学研究的意义

探讨了国际汉学研究的动机和目的，指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根本是功利性的，旨在促进学术和社会文化发展。强调了中国文化典籍外译文本在国际汉学中的重要性，以及外国学者对中国研究论述中对中国文化翻译阐释的必要性。翻译研究在文本分析方面的优势，能够通过语言、历史、社会、文化等视角甄别翻译文本的缘起、动机和社会文化效果，厘清翻译过程中的变化，认清文本的“再语境化”内容。同时，指出汉学家在用母语写作时难以摆脱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学“前见”，这主要由其人文素养和翻译规律决定。缺乏翻译研究基础可能导致对汉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的分析和判断失真。通过理雅各和安乐哲的例子，说明了在评价国际汉学成果时，需要考虑汉学家的西方文化知识框架、宗教立场和哲学立场等因素。最后，指出国际汉学从根本上是为己的，其主要作用是本土化的，因此不是彻底和“纯粹”的。

五 国际汉学与典籍翻译之于“中学西传”的意义

探讨了国际汉学研究与典籍翻译对于“中学西传”的重要意义。外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虽出于本国利益，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四个世纪以来，西方通过汉学家的翻译和研究了解中国，但这种了解并不完整、彻底和准确。中国文化通过翻译成为外国文化的一部分，对外国文化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国际汉学研究应关注中国文化的海外影响力和全球价值，转变观念，内外兼顾，允许国际汉学以不同于中国学术的形态存在。要从海外社会文化的具体语境出发，对外国学者的翻译与论著进行文本分析，以全面把握中国文化对外国社会文化的作用。

六 国际汉学与翻译学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意义

强调了国际汉学与典籍翻译学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重要性。国际汉学具有多重功能，包括学术研究和推动外国文化发展，而典籍翻译学则关注语言转换和文化传播策略。当前研究存在目标浅显和方法单一的问题，忽略了历史、社会、国际环境等现实因素。国际汉学研究在评估传播效果时，往往依赖译者的评价性文字，缺乏对翻译文本内容的深入分析。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研究需要从传播动因、社会历史条件、实际效果等多个层次进行考察。国际汉学研究应与典籍翻译研究紧密结合，把握传播策略的具体性、针对性、动态性和规律性，提高研究的实效性，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