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21世纪以来“中国学”的全球化趋势和中国叙事的国际竞争,指出中国学人对中国学及其研究存在认识误区,包括误解中国学属性、曲解海外中国学研究为自我学术殖民、窄化研究取径。这些误区若不辨识厘清,可能导致海外中国学研究误入歧途,无法承担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使命。
探讨了“中国学”是否应被视为“内学”或“外学”的问题。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提升,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如何建立与中国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有观点主张“中国学的本土化”,强调基于中国国情构建“本土中国学”;有观点认为应建立顺应时代需求的“新时代中国学”;还有观点主张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确立关于中国的主流叙述。然而,历史上“中国学”一词源于中国学人翻译,专指域外研究中国之学问,从未将中国学人对中国所展开的研究包含在内。晚清民初以来,中国学人将域外所开展的中国研究视为迥异于本国学问的域外之学。尽管21世纪以来,中外中国研究交流日益密切,但学者的学术研究与其生活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外之中国研究虽有某些“融合”,但“中外之别”依然存在。近年来有学人提出将“海外中国学和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统称为‘世界中国学’”,但“中国学”和“中国学研究”实际上是各有所指,有着全然不同的属性,不可等同混用。
海外中国学研究存在误解、误译汉文史料、割裂历史与现实中国联系、缺乏亲身体验导致认知偏差以及受西方中心理论和话语影响等问题,导致国内学术界对其学术价值的质疑。然而,海外中国学研究并非全无价值。中国学者拥有局内视角,而域外中国学家拥有局外视角,两者各有优势和局限性。误读并非全然消极,有时能促使我们以新视角看待问题。海外中国学是一个知识系统,具有客观性,不应简单等同于意识形态化。19世纪殖民主义时期,仍有严谨的汉学研究。海外中国学对本土中国研究具有异质性,对晚清以来中国学术转型与发展有积极影响。海外中国研究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提供了反思自我的视野。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知识、思想与文明世界化历程的理解,丰富对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为自我研究提供刺激与镜鉴。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海外中国学研究为世界文明繁荣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是中国学人的时代使命。
中国学人提出“本土中国学”等主张,旨在强化自我叙事,推动中国声音全球化。自清末民初以来,域外中国研究发展迅速,中国知识生产成为国际竞争领域。面对他者的竞争,中国学者应夺回汉学中心。然而,中国学者在国际竞争中成为“失语者”,原因在于晚清民初中国学术转型时,学人多倾向于接续西潮,向域外取法,导致失去学术自主性和话语权,形成“汉学心态”。为走出“汉学心态”,中国学者需从中国历史逻辑出发思考和理解中国,在具普遍性和全球性的问题中呈现中国视角与中国立场,构建“以中国为本位”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范式”并非纯粹的“以自我为中心”,而是需要对域外中国研究具有开放、包容、竞争、互鉴的意识。构建富有解释力与笼罩力的“中国范式”,需要同域外中国学展开交流与对话,而不是弃之如敝屣。正是它们之间的相互激荡,方使我们在“融通中外”中建构出富解释力与笼罩力的“中国范式”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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