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改革开放后海外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影响,特别是德国汉学的引进情况。指出德国汉学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相对有限,缺乏系统性工程的展示。强调将汉学研究提升到宏观学术史层面的重要性,认为德国汉学史是中国学界应特别关注的领域。提到了顾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0卷本的翻译工作,以及中国学者在德国汉学研究方面的努力。同时指出,与母语学者相比,外语学者更倾向于从整体上把握一国的发展脉络,这在文学史和学术史研究中均有体现。
讨论了自1990年代以来学术史研究在本土语境中的兴起,强调了学术史研究的特殊意义,即认识到人类知识探索和创造的内在独立逻辑,并在对现实社会有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坚守知识边界和学术尊严。文章指出,汉学史研究是世界文明史中的核心梁柱文明之一,对中国学人来说,是相对有利且易入手的领域。通过分析《国际汉学》30年来刊发的德国汉学内容,文章将其分为四类:1) 德国汉学的综述性和介绍性文章;2) 聚焦汉学人物的文章;3) 涉及中德文化关系史的文章;4) 对重要人物如卫礼贤的聚焦研究。文章认为,《国际汉学》的学术史视域较为全面,对德国汉学表现出足够的认知和重视。同时,文章也提到了瑞士和奥地利的汉学研究,尽管《国际汉学》在这一领域的刊发相对薄弱。最后,文章强调汉学研究的基本定位应立足于学术史,这是学科诞生、学术规律以及长期规划的基本品格决定的。
强调了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审视德国汉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德国汉学是德国政治和人文科学演变的缩影。文章提出,汉学学科史应体现德国学术史的变迁和互动关联,德国汉学研究具有多元功用,包括厘清学科史、激发理论思考、提供交流史材料、勾连文化史和社会史场景,以及作为整合性文化单元复合体的交叉系统功能。文章还讨论了《国际汉学》刊物的发展历程和办刊理念,强调其在中国文化宣传、传播和学术立场上的重要性,并提出侨易学视域下汉学史研究的理论维度和实践感。最后,文章呼吁学术刊物在全球化时代承担起桥梁功用和映射功能,为世界学术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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