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科学精神挑战神学统治地位，促进汉学转型。《历代神仙通鉴》引起来华西人兴趣，成为汉学方法论争论焦点。19世纪下半叶来华西人对《历代神仙通鉴》评价两极分化，与欧洲两种汉学研究方法密切相关：《圣经》东方学方法和科学方法。学界对《圣经》东方学方法讨论较多，对科学方法关注不足。本文以《历代神仙通鉴》之争为切入点，补充说明科学汉学研究方法。

一、 19世纪下半叶来华西人对《历代神仙通鉴》的两极评价

介绍了19世纪下半叶来华西人对《历代神仙通鉴》的不同评价和争论。美国传教士麦尔文通过《教务杂志》发表文章，引用民族学和语言学家的研究，试图将《历代神仙通鉴》中的盘古与《圣经》中的古实联系起来，认为盘古是古实的后代。这一观点引发了激烈争论。《中国评论》编辑丹尼斯批评麦尔文的分析无逻辑，而英国传教士麦格基则反驳丹尼斯，认为《历代神仙通鉴》内容真实。随后，《中国评论》主编欧德理发表文章，引用《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神仙通鉴》的批评，认为该书是胡言乱语的混合体，无真实历史价值。这场争论反映了来华西人对同一道教典籍的不同理解和评价，背后可能与19世纪欧洲汉学发展有关。

二、 麦格基对《易经》的解读与《圣经》东方学的汉学研究方法

探讨了麦格基对《易经》的解读方式，指出其与麦尔文对《历代神仙通鉴》的解读方式相似，均以《圣经》为依据，试图将东方的人种、语言、宗教纳入《圣经》谱系中。麦格基认为《易经》中的内容与《圣经》中诺亚三个后代闪、含、雅弗的流散有关，体现了《圣经》东方学色彩。这种汉学研究方法认为东西方在人种、文字、语言和宗教等方面存在必然关联，东方的生活、行为、习俗和思想中包含上帝的启示。麦格基和麦尔文的汉学研究被称为《圣经》东方学式的汉学，依托的研究方法被视为《圣经》东方学的汉学研究方法。19世纪德裔汉学家欧德理对业余汉学家的描述有助于理解这种汉学研究方法。美国汉学家薛爱华批评了汉字来源于埃及象形文字的观点，指出这种观点污染着学术。麦格基和麦尔文是这种“流风余绪”的承继者。章节分析了麦格基支持麦尔文的深层原因，即他们对《易经》和《历代神仙通鉴》的解读方式出奇一致，都体现出明显的《圣经》东方学色彩。

三、 欧德理对麦格基的批评与科学的汉学研究方法

欧德理在《业余汉学》一文中批评麦格基对《易经》的解读，认为其解读方式和《圣经》东方学的汉学研究方法是“业余汉学”的流行病，表现为有限事实基础上的仓促归纳、假设事实与循环推理的混合、对原始信息来源的粗略分析等。他提倡科学的汉学研究方法，强调系统资料搜集、深入批判研究和审慎公正评判的重要性，主张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严格检验材料真实性，并独立判断，不受他人影响。欧德理认为，只有立足权威依据，汉学家才能做出准确判断。尽管他在《历代神仙通鉴》之争中未完全落实自己的研究方法，但其提倡的科学汉学研究方法对后来者具有重要启发。

四、 《历代神仙通鉴》之争带来的认知与启发

深入探讨了晚清时期西方学者对《历代神仙通鉴》的争论及其背后的汉学研究方法论。分析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汉学发展中被忽视的一面，即科学方法在汉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通过对比《圣经》东方学的汉学研究方法和科学的汉学研究方法，揭示了科学方法对汉学研究的深远影响。章节中引用了薛爱华、湛约翰和桑原骘藏的观点，强调了科学方法在汉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湛约翰提出的汉学研究科学化建议与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相呼应，显示了科学方法对汉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指出了《圣经》东方学方法的局限性和科学汉学方法的持久影响力。最后，强调了欧德理提倡的汉学研究方法与语文学准则的一致性，以及这种研究方法对现代汉学研究的持续影响。

五、 结论

《历代神仙通鉴》在19世纪下半叶引起来华西人争论，麦尔文、麦格基认为其记载的中国古史可信，而欧德理、丹尼斯则认为其记载荒谬。争论源于两种不同的汉学研究方法：麦尔文、麦格基的《圣经》东方学方法和欧德理的科学方法。《圣经》东方学方法当时流行但问题严重，科学方法更合理但未成主流。麦尔文、麦格基的解读反映了基督教护教学传统对汉学的影响，显示汉学受基督教“前置观念”浸扰。欧德理的批评揭示了部分传教士对基督教观念消极影响的抵制和反思，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传教士汉学家面临的宣教使命与汉学研究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