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自19世纪中叶引入华工,成为拉美最早接受中国移民的国家之一。对中国移民的研究始于华工进入秘鲁两年后,延续至21世纪,成为秘鲁中国学研究中历时最长的领域。21世纪以来,研究者人数剧增,成果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呈现出专业化、深入化、多元化的新特点。中国移民问题仍是当代秘鲁中国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介绍了拉美尤其是秘鲁认识中国的起源,追溯至19世纪中期的游记作品,如布斯塔门特的《旧世界游记》。秘鲁与中国的“相遇”始于19世纪中期,当时秘鲁经济迅速发展,急需劳力,而晚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闽粤沿海地区产生大量失业人员,供需遥相呼应,引发“推拉效应”。1849年秘鲁国会通过“中国法”,正式开始引进华工,拉开了秘鲁中国移民潮的大幕。秘鲁针对中国的专业国家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兴起,21世纪涌现出一批具有中国留学经历的专业“新汉学”学者。秘鲁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移民问题研究,但国内外对其发展状况的探讨不丰富。本文将对2000年到2022年间秘鲁学界进行的中国移民研究进行梳理,深入剖析当代秘鲁学界中国移民研究的新特点。
介绍了19至20世纪秘鲁中国移民研究的历史发展。19世纪中期,秘鲁对中国移民的探讨与移民历史发展同步,出现了7项研究成果,主要针对现实问题,如1851年《中国移民能为秘鲁提供的好处》为引进华工提供理论支撑。19世纪90年代,秘鲁精英对中国移民持尖锐态度,但有学者如胡安·德阿罗那肯定他们的贡献。20世纪,研究者和成果数量上升,学术性和质量提高,但排华情绪仍占主流。40-70年代,华裔学者如埃米利奥·周开始参与研究。70年代后,研究质量进一步提高,出现重要著作,学者开始专攻中国移民研究,如德普利切和罗德里格斯·帕斯托,后者是该领域成果最多、学术生涯最长的学者。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中秘关系的加强,秘鲁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热情高涨,中国移民研究领域成果丰富,共有94位学者发表105项成果,超过19世纪和20世纪总和。研究形式也从传统学术专著和论文扩展到网络发表。法籍女学者劳森—埃莱拉在社会研究领域贡献突出,关注女性、宗教、家庭等主题。华裔学者陈汉基从宏观区域视角梳理拉美中国移民情况,秘鲁中国移民是其关注重点。华裔女学者卡萨力诺、柯裴、楚比穆诺分别从饮食、田野调查、文本分析等角度探讨中国移民群体融入秘鲁的过程。其他华裔学者如陈路、邓如朋等虽不以中国移民为核心主题,但也从文学、经济、社会等角度对中国移民史和移民群体生活进行探索。21世纪秘鲁学者开始注重团体力量,华裔历史学家楚辉在收集、解读中国移民历史建筑方面颇有建树,并推动学界以团体形式进行集体研讨,出版论文集《秘鲁中国移民:建筑、历史和社会》和《龙与神鹰:秘鲁中国移民的今与昔》,开启学术圈集体成果新模式。秘鲁学者从不同角度钻研移民史和中国移民群体研究这个传统主题,一方面继续以国家为单位进行集体分析,另一方面尝试从微观视角,将分析范围缩小到城市、鸟粪岛和庄园,甚至具体到一个家族乃至一个移民,借助地方志、家族史甚至某个中国移民的个人经历以点带面地反映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时代的中国移民的整体状态。秘鲁学者不再拘泥于传统主题,开始探索新的关注方向,如经济、社会、文学、艺术和公共传播等新领域。对中国移民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一些“冷门”主题得到关注,如殡仪和墓葬、政治史、卫生健康等。
21世纪秘鲁对中国移民问题的研究呈现出新特征,包括研究主题多元化、成果发布形式多元化和参与人员多元化。研究主题从传统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扩展到关注女性、华裔等主体,政党、民间社团等机构,以及婚恋、宗教、身份认同、社会融入等生活细节,同时开辟了新领域。成果发布形式从专著和论文扩展到集合多个学者的专著、专门杂志和网络新媒体平台。参与人员从学者扩展到不同国籍、血统和职业的个体,包括政府官员、将领、大庄园主等,以及具有中国血统的秘鲁研究者。这些新特征使中国移民研究成为文化外交的新手段,有助于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推动秘鲁与中国乃至拉美地区的文化外交。
秘鲁中国移民问题研究是该国中国学研究中历史最悠久、成果最丰富的领域。21世纪以来,该领域研究呈现出内容主题、成果形式和参与人员多元化的新态势,与拉美中国学研究整体特点相一致。研究内容逐渐专业化、深入化、多元化,学术科研与现实相关度提高,成果直接服务于解决现实问题和提供决策意见。但实用主义影响下,学术持久度不高,需关注和解决。秘鲁中国移民研究与该国华人、华侨和华裔资源紧密相关,新时期将继续为拉美中国学研究提供支撑,促进中秘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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