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诗六义”概念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其在17至19世纪西方的译介和认知过程。《诗大序》首次提出“六义”并详细解释风、雅、颂，影响了后世的诗学阐释。魏晋时期刘勰和钟嵘对“六义”中的比、兴进行了讨论，唐代孔颖达将“六义”分为“三体三用”，宋儒朱熹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诗六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核心术语，在西方的传播中，汉学家们引用中国注家的诗学观点，用西方诗学术语与中国诗学概念进行比较，促进了中西诗学术语的对接和对话。

一、 17—18世纪作为中国知识的“诗六义”

探讨了17至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文汉学著述如何成为欧洲了解中国知识的主要渠道。《诗经》及其“诗六义”概念通过这些著述传入欧洲。安文思在《中国新史》中首次介绍“诗六义”，将其内容分为五类，并对“比”“兴”等概念进行了基本解释。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沿用了安文思的分类，进一步推广了“六义”知识。韩国英和钱德明在《中国杂纂》中对《诗经》的风、雅、颂进行了更清晰的介绍，展现了不同主题的歌谣和仪式中的歌曲。这些著述使西方对“诗六义”有了初步了解，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二、 19世纪作为诗学术语的“诗六义”

19世纪西方专业汉学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国文学受到更多关注与专门研究。《诗大序》的译介、《诗经》全译本及中国诗歌选本的问世，标志着汉学家们开始从诗学层面深入探讨“六义”。17—18世纪，安文思等人虽解释了风、雅、颂等“六义”内容，但未提及“六义”这一术语。19世纪，汉学家修德、理雅各和鲍吉耶在《诗大序》译文中明确将“六义”译出，分别用“六个部分”、“六类”和“Loŭ i”等词汇指称“六义”，并指出风、雅、颂是主要部分，赋、比、兴是从属部分。他们基本参照朱熹诗学观点，以风、雅、颂为诗歌内容，将赋、比、兴视为创作手法，音译意译并举。19世纪《诗经》西译兴盛，除理雅各、鲍吉耶译本外，孙璋、施特劳斯、晁德蒞、顾赛芬、阿连壁等人的译本也接连问世。这些译本虽未明确说明“六义”的体用，但均从内容和创作手法两个层面介绍《诗经》。就内容而言，孙璋、晁德蒞等都分列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四个部分。就“诗法”赋、比、兴而言，孙璋、施特劳斯和晁德蒞都把阐释重点放在“兴”上。19世纪的《诗经》研究专论与中国诗歌选集也谈及风、雅、颂等“六义”。法国汉学家毕欧在论文《诗经，即诗歌经典》中介绍《诗经》分为“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四个部分。德理文《唐诗》同样论及《诗经》分为四个部分，并以“王国风俗”译“国风”，以“赞美诗”译“颂”。他把《诗经》中的赋、比、兴作为中国诗歌创作的三种手法，解释赋为“字面意义上‘清晰的阐述’”；“比”为“比喻”，通过引喻和隐喻表达，隐藏着讽刺或劝诫。19世纪西方汉学家们既译出“六义”这一术语，又从“诗体”和“诗法”两个层面分论“六义”，在阐释风、雅、颂、赋、比、兴内涵的同时，解释朱熹“三经三纬”之说、辨析比兴之别、强调兴作为中国诗学概念的独特性。尽管这些阐释还不具系统性，但较17—18世纪的知识描述更为深入，理雅各等人向西方传递了更加明确的中国诗学概念和具体的《诗经》阐释观点，其“六义”译介也由对中国经典的介绍转向诗经学问题的讨论。从译词选择与概念阐释来看，19世纪汉学家们的“六义”译介往往相互承袭、借鉴。

三、 “诗六义”译介中的中西诗学术语对接

17至19世纪西方对“诗六义”的译介展现了一词多译和译语杂夥的特点，如“风”、“雅”、“颂”、“赋”、“比”、“兴”等词在不同语境下被赋予多种译法。这些译词选择反映了中西诗学术语的对接，为西方理解中国诗学提供了参照，但也因不同文学传统中的术语具有悠久历史和复杂回响，导致认识上的错位。例如，朱熹的“三体三用”阐释影响深远，但西方译者未能突出“义”的内涵，使得读者难以把握“六义”的具体指向。在“颂”的译介中，西方的赞美诗与《诗经》中的颂诗虽有形式上的契合，但实质上存在分野。对比、兴的译介中，西方汉学家的认识并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如杜赫德与顾赛芬对“比”和“兴”的不同译法。术语译介作为异质文学交流的契合点，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17至19世纪西人“诗六义”译介在中西诗学概念间建立对应关系的同时，也体现了中西诗学对话的复杂性。

四、 结语

17—19世纪西人对中国“诗六义”概念的译介反映了西方对中国诗学认识的深化，这一过程并非出于纯粹的诗学兴趣，而是作为历史文化研究的副产品。周发祥指出，中国文论西播始于明清之际传教士西译儒家经典，但当时西方汉学界尚未形成真正的文学学术，中国文学理论仅作为经学或文化研究的附庸传到西方。尽管17—19世纪西人对“诗六义”的译介不是系统研究，但其诗学对话具有历史价值。首先，“诗六义”的西译具有发端意义，使用的术语如ballad、hymn、allegoria在20世纪仍有影响。其次，19世纪西人“诗六义”概念译介是中国《诗经》阐释观点西传的重要内容，直接援引朱熹等注家的解释，明确引介中国《诗经》阐释观点到西方。17—19世纪西人“诗六义”译介为中国诗学概念与《诗经》阐释观点西传的先声，为当代比较诗学研究提供参照，有助于更具体入微地理解中西诗学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