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了冯秉正《中国通史》法文版出版的历史背景和学术影响，指出其上古史部分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19世纪末法国汉学史学维度建立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指出现有研究对法文译本与中文原文的联系、区别和特点尚未得到准确清晰的考证，作者将对史料来源进行辨析，分析翻译策略，并探讨其翻译对后世的价值和影响。

一、 史料来源考证

冯秉正因测绘《皇舆全览图》受康熙帝赏识，成为精通满汉双语的欧洲人。康熙帝命其将满文版《通鉴纲目》译成法文，该译作耗时久，至乾隆初年完成。《资治通鉴纲目》由朱熹撰写，以纲目体编年史书形式，强调儒家伦理纲常，纠正《资治通鉴》谬误，补充缺漏。金履祥和陈桱的作品是对朱熹著作的补充和延伸，康熙帝推崇并批阅，形成《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冯秉正在法文版《中国通史》中未明确指出《通鉴续编》为史料来源，但详细介绍了金履祥的《通鉴前编》。满语在表达儒学特征文字时易简化、变异或模糊。欧洲关于中国上古史的论争，早期作品如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和柏应理的《中国帝王年表》是奠基之作，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综合了前人观点。《中国通史》沿袭前人上古史纪年，但更详细，引起19世纪中国历史可信性讨论。

二、 翻译情况溯源与辨析

深入探讨了法国汉学家冯秉正在其《中国通史》中对上古史部分的翻译和书写情况。重点分析了冯秉正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前编》的翻译策略，包括对上古史叙述开端的翻译、对金履祥《通鉴前编》中尧舜部分的翻译，以及翻译文本对史料来源范式和体例的遵循程度。冯秉正在翻译中采取了简化概括的方法，省略了一些人物名字，以适应法国和欧洲读者的理解。他的翻译并非逐字逐句的忠实翻译，而是在保持原文内涵和意境的同时，用欧洲人能理解的方式呈现中国历史。冯秉正的翻译中使用了强调和引导理解的词汇，如“引导”、“教”、“驯服”等，以展示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的形象。此外，冯秉正在翻译中加入了大写的“天”，体现了对康熙皇帝批阅核心概念的概括，延续了利玛窦的策略。冯秉正在注释中标明了翻译所参考的文献，显示了他对上古史的重视和严谨态度。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与冯秉正的译本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在于《通鉴前编》的框架、金履祥对史料出处的注明以及体例上的差异。冯秉正在翻译尧舜部分时，对史料进行了合并与省略，以适应法文的表达。他对《禹贡》的书写非常详尽，显示了对这部中国古代山川地理志作品的重视。冯秉正在翻译《尚书》时，面临了语言理解的困难，他参考了多种诠释和满文翻译，力求使翻译精确和忠实于原文。冯秉正的翻译工作不仅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在“上古史论争”中所采取的严谨和负责的立场。

三、 翻译策略分析

分析了法国汉学家冯秉正在其《中国通史》中对上古史部分的翻译策略。冯秉正的翻译具有简化特点，体现在文字体量、词语和文学表达的简化上，特别是在处理金履祥的《通鉴前编》时，合并相似内容，省略大段议论，并将少量著名思想家或史家的观点糅合在叙述中。法文译本没有完全体现中国史书的体例特点，但具有三个显著优点：使用西方历法纪年、精细全面的翻译以及详尽有价值的脚注。冯秉正弱化了儒学和汉语古文的话语系统，构建了一种清晰简洁的秩序建构的话语体系，突出了具有神学或宗教色彩的概念，试图在儒学和基督教之间找到平衡点，传递一个有悠久宗教传统和懂得敬畏的民族形象。

四、 余论

分析了冯秉正《中国通史》上古史部分的翻译研究，指出其作品在详细程度和体量上超越了前人，翻译对象来自清朝官方正史，内容丰富且可靠。同时，冯秉正的翻译策略和观点原则隐晦与开放并存，对后来关于中国上古史可信性的讨论产生影响。冯秉正的作品在形式、内容和文字表述上显得成熟统一，带有新儒家正统叙事的味道，但对底本的指出不够清晰，导致部分历史难以置信。此外，冯秉正在前言中对中国历史可信性的坚守和对史官制度的介绍，影响了19世纪一些人的立场。《中国通史》的内容和叙事方式为中国历史的可信性增色，也为上古史部分的可信性增加了积极因素。19世纪和20世纪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因中国上古史书写问题引发各种探讨，一些汉学家借鉴《中国通史》写下更成熟深入的作品。余论部分简要分析了冯秉正的翻译对象和策略对后世学者立场选择的影响，体现了历史著作跨文化书写与翻译的复杂性，以及史学著作链条和理念论争的环环相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