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了《武经七书》的成书背景、在中国的流传情况以及对东亚传统兵学的影响。《武经七书》成书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被正式列入武科考试范围。此后,《武经七书》不仅在中国广泛流传,还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对东亚近世传统兵学产生深远影响。文章将从三个方面系统梳理《武经七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1)探寻《武经七书》在高丽时代传入的蛛丝马迹;2)考察《武经七书》在朝鲜时代武科考试、武学教育和武官取材中的应用;3)根据文献记录和现存版本一窥《武经七书》的注释、刊印与流传情况。
探讨了《武经七书》在朝鲜半岛的传入和影响。在高丽时代,官方武学可能使用了《武经七书》,尽管《高丽史》中未直接提及,但通过提及与七本武学典籍相关的词汇,可以推测其影响。高丽中期仿效中国宋代设立武学制度,设立武学博士官职和武学斋,但后来因多种原因被取消。高丽末期,禹玄宝建议恢复武学教育,虽未被采纳,但影响了后来的改革派。朝鲜太祖李成桂在建立新朝后,通过《即位教书》明确提出要通过讲习《武经七书》和射御之艺来培养军事人才,这标志着《武经七书》在朝鲜时代的地位被正式确立。
朝鲜时代《武经七书》在武科考试、武学教育和武官选拔中具有重要地位。太宗时期,武科考试开始,将《武经七书》精熟作为一等武科的必要条件,乡试选拔要求通全部七书文字。世宗时期,将《四书》《五经》与《武经七书》并列为武科考试内容,提高对儒家经史的要求。特别考试中,《武经七书》等兵书和儒家经史中只考一书即可。《经国大典》和《大典通编》中对武科考试中《武经七书》的要求有明确记载,体现了对军事人才义理素养的强调。武学教育方面,太宗、世宗两朝形成了官方武学讲习、考讲《武经七书》的规制,英祖朝设立"专经武臣殿讲"制度。武经习读官制度的设立和完善为官方武学讲习《武经七书》奠定了人才基础。国王亲自考讲武臣《武经七书》,并设立"专经武臣殿讲"制度,彰显了国君对《武经七书》的高度重视。《武经七书》也被应用于在宗亲、功臣和官员子弟及地方武士中培养、选拔军事人才。总之,《武经七书》对于朝鲜时代的国家军事建设影响极为深远。
朝鲜半岛对《武经七书》的注释工作始于世祖李瑈时期,他组织编纂了朝鲜最早的《武经七书》注释书《武经七书注解》。正祖李祘时期,因缺乏可读的《武经七书》版本,命臣下重新编校注本,并采用明代何守法等人的注解,形成了集大成之作。朝鲜时代还出现了三种以刘寅《三略直解》为底本的谚解本,其中1711年刊行的《新刊三略谚解》是现存最早的《武经七书》朝鲜语翻译本。《武经七书》在朝鲜的刊印与流传始于世祖五年,当时已有刊印贸易。壬辰倭乱后,朝鲜官方大量刊印《武经七书》以弥补战乱损失。朝鲜本《武经七书》也流传到了日本。韩国各大图书馆所藏朝鲜时代流传下来的《武经七书》版本主要是朝鲜本的刘寅《武经七书直解》,也有其他清代注本和无注白文本。《武经七书》的传播普及促进了朝鲜时代军事学的发展,涌现了多种本土编纂的兵书。
《武经七书》在宋朝成书后成为武学讲习和武科考试的必读书籍。高丽时期可能已作为教材和考试内容,但缺乏确凿证据。朝鲜王朝建立时,《武经七书》被写入《即位教书》,成为官方武学训练的核心内容。在朝鲜时代,该书成为武学讲习和武科考试的主要内容,对武人群体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朝鲜中期以后,特别考试对《武经七书》的要求降低,但通解该书仍是武科中举的必要条件。朝鲜时代武科讲经的特色是将儒家经典与兵书并列为考讲书目,这一特色在尊儒右文的国策影响下产生。《武经七书》还被用于培养和选拔宗亲、功臣和官员子弟及地方武士中的人才。世祖朝和英祖朝曾组织注解、校正过《武经七书》,但两种注本已佚失。现存朝鲜时代的《武经七书》版本主要是刘寅《武经七书直解》的朝鲜刊本、活字本和抄本。朝鲜时代流传下来的《武经七书》版本数量较少,主要原因是朝鲜王朝以儒立国,武科应试者和武官武士以外的其他人没有学习《武经七书》的强烈动机。朝鲜时代对《武经七书》的传抄和刊印推动了其普及,提升了武人的军事理论素养,也让文人熟悉了这七本重要的兵书,促进了朝鲜半岛军事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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