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介绍了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强调了翻译在汉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尤其是非英语的汉学研究论文。章节指出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对俄罗斯汉学的影响，概述了俄罗斯汉学的三种类型：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学院派汉学，其中学院派汉学成果最为丰富。特别提到了俄罗斯版《中国通史》的出版，这是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新里程碑，全面叙述了中国历史。章节还强调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的独特性，尤其是在使用不同文献资料和客观全面的研究方法上。最后，章节提到了中国学界对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滞后，以及翻译俄版《中国通史》对于推进中国俄罗斯汉学研究的重要性。

二、 学术性：汉学翻译的本质属性

汉学翻译要求译者具备学术严谨性和专业性，其学术性体现在译文的正式语体风格上。与文学翻译不同，汉学翻译更注重科学性，避免过度形象化的表达，以符合史学论著的严谨和客观。译者需对翻译对象有深入了解，优秀的汉学译著应实现翻译与研究的结合。译者如果是专家，能更好地理解和评判原著，提供更准确的翻译。平行文本的使用有助于提供背景知识，提高翻译质量。例如，在翻译关于汉朝官员选拔体制的描述时，译者需准确理解并传达非常规选拔形式与常规察举制度的关系。在处理黄巾起义相关内容时，译者需补充必要的文化信息，使译文逻辑清晰。学术翻译追求科学性，但不是机械翻译，而是在深入理解基础上的合理转换和补充。译者通过前言、注释等形式展现个人学术探究，提升译著学术价值。

三、 历史真实性：史学类汉学译著的突出特征

讨论了史学类汉学著作翻译中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强调翻译应尊重历史，以史实为依据，俄版《中国通史》虽用俄文呈现，但内容涉及中国历史文化，故翻译具有特殊性。译者需忠实原著，同时忠实于译入语的客观事实与文化常识。历史真实性原则要求译者纠正原作中的知识性错误，如汉俄音译偏差、白字误读等。译者还需引用史料考订原著的讹误之处，如东汉士族官僚与宦官集团的政治斗争描述错误。此外，译者应进行深度翻译，体现学术判断和思考，赋予译著学术品质。例如，将“обособленность”引申为“华夏自我认同”，更符合历史事实和儒家文化认知。译者需多方查证、透彻理解原文，贯彻学术翻译惟真求实原则。

四、 可接受性原则：汉学译介效果的评价标准

探讨了学术著作翻译中可接受性原则的重要性，强调了翻译应使译入语读者，尤其是专业人士能够理解。学术翻译需在忠实原文与译文流畅性之间找到平衡。在语言层面，翻译应考虑读者因素，倾向于译文的可接受性。以俄版《中国通史》为例，可接受性原则体现在行文符合汉语规范、词义转换/调整、句子重新建构等方面。俄语行文避免简单词汇重复，而汉语则习惯于重复，直译可能导致读者困惑。译者需准确把握上下文，避免误导。例如，将“黄河平原地区”改译为“关东地区”以避免误解。翻译中“隔”与“不隔”是辩证统一的，适度调整可提高译文可读性。学术著作翻译不仅要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还要转换思维方式，如句子结构的重新安排。汉语句子结构与西方语言不同，应充分发挥汉语的意合优势。例如，俄语的定语从句不一定译成汉语偏正结构，而应根据逻辑关系调整语序。汉语注重音乐性，四字词组的使用能增强译文生动性。善用汉语成语能激发读者情感共鸣，如将“行尸走肉”用于描述宦官与官僚关系，比直译更贴切。

五、 结语

俄版《中国通史》满足了俄语读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需求，为俄罗斯社会构建中国形象提供了知识基础。该著作的汉译有助于全面了解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认识，促进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科普性质的学术著作，俄版《中国通史》缺乏文献注释，给翻译带来困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坚持惟真求实原则，以学术研究态度解读原著、打磨译作，力求客观再现历史真实和原著观点，同时注重译入语的语言处理，保证译本可读性。全套汉译本的出版需要项目组间的协调配合和译者们的合作，严格遵守学术翻译规范，统一译名表，准确还原中文文献，规范译者注形式，勘校补充附录对照索引表，确保译著专业化水平。邀请中国史学专家对翻译内容进行把关，以期呈现高质量的俄罗斯汉学译著，促进中俄学术对话，为我国史学研究提供借鉴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