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西方对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两种研究视角：一是从中原王朝角度，以天下秩序、宗藩关系等为研究对象，以费正清的"中国的世界秩序"论为中心；二是从中国边疆史地与民族史研究角度，以拉铁摩尔等人的学说为代表。两种视角影响深远，但关系少有人关注。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西方对朝贡体系研究重新受关注。作者将评介费正清、巴菲尔德、王贞平等人的学说，归结为"虚""实"两种模式，以正视听。

一、 “中国世界秩序”之“同心圆”论

费正清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提出了东亚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同心圆”理论，将古代东亚世界以中国为中心，根据周边各国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亲疏，划分为三个层次的同心圆。第一圈是华化“汉字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等国，以汉字和儒家思想为文化基础，与中原王朝通过朝贡关系交往。第二圈“内亚圈”由内陆亚洲游牧或半游牧民族部落构成，以长城为界，与中原王朝关系复杂，军事冲突频繁，文化影响甚微。第三圈“外圈”由南亚、东南亚诸国和欧洲各国等组成，文化上相对独立，地理位置上与中国相隔甚远，关系疏淡。费正清的理论强调，这个“同心圆”的中国世界秩序是一个由天子统治下的等级制度社会秩序，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准绳，宗藩关系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国的基本属性。但有学者对费正清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朝贡制度并非完全是不平等的，而是体现了公平与包容理念。罗茂锐提出，在两宋与辽、西夏、金等民族间的关系中，存在一种稳定而平等的双边关系，并非完全由中原王朝主导的不平等朝贡关系。马克·曼考尔指出“朝贡贸易”一词的不妥，因为“朝贡”与“贸易”是两回事。史华慈质疑中国是否具有永久性的世界秩序观，认为进入20世纪受到了根本性的破坏。费正清的理论在不同圈层中，朝贡制度的表现与内涵迥然不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二、 “边疆中心论”与“两极模式论”

深入探讨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朝贡体系的两种理论视角：“边疆中心论”和“两极模式论”。拉铁摩尔的“边疆中心论”将中国历史置于内陆亚洲的宏大视野中，强调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同等重要性，并以长城为中心，从中国边疆观察中国历史。巴菲尔德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游牧政权中心论”，认为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互为依从的，而非对抗性的敌对关系。他提出了“两极模式”，即强大的游牧部族与中原王朝同时兴亡，游牧政权的兴衰与中原王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巴菲尔德还提出了“外疆策略”和“内疆策略”来解释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并将其归结为三个循环周期。他强调蒙古、东北以及华北的军事力量、政治组织以及经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三个地区力量的消长决定着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的历史周期。巴菲尔德的观点颠覆了传统认知，认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之间的所谓“朝贡”实际上是中原王朝给北方游牧政权进贡，满足其物资需求。作者对巴菲尔德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其观点虽新奇但充斥着谬说，将中原王朝与游牧部族政权二元对立，割裂了历史。

三、 “唐代亚洲多极中心论”与朝贡体系的“周边国家论”

探讨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新解释，特别是加籍华裔学者王贞平和美籍韩裔学者康灿雄的研究。王贞平认为唐朝处于一个多极世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随实力变化而调整，强调“宜”的实用主义原则，批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学说。康灿雄则从政治学视角分析朝贡体系，认为其是东亚和平与稳定的关键，是一种非对称性国际关系体系，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多方面的表现。两位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对朝贡体系不同视角的解读，挑战了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为理解古代东亚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四、 对诸种学说的评议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本章节从多个角度对相关学说进行评议。费正清和康灿雄强调朝贡体系的实在性及其对古代东亚世界的意义，而巴菲尔德和王贞平则讨论其“虚”的一面。中国学术界基于汉文史料，更易接受费正清的“中国的世界秩序”理论，康灿雄进一步推进这一认知，强调周边国家的主动参与。巴菲尔德从游牧部族立场出发，提出与费正清相反的学说，将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解释为互相依存，颠覆了传统历史认知。王贞平则认为唐朝并非东亚世界的中心，而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强调实力是决定朝贡体系的关键因素。关于中国中心论，费正清和康灿雄认为中国是古代东亚世界的中心，而巴菲尔德和王贞平则提出不同看法，巴菲尔德甚至提出“游牧政权中心论”。在周边各国对中国的挑战方面，费正清认为主要挑战来自第二圈，巴菲尔德进一步强化了游牧政权的支配力量，而康灿雄和王贞平则讨论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挑战。本章节强调，历史的多面性要求采用多重视角进行研究，以揭示朝贡体系的不同特色。作为中国学者，应立足中国本体，超越局限，既恪守中国立场，又从周边看中国，以全面理解朝贡体系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