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名物学的研究范畴和方法，强调名物学不仅关注器物的名称和用途，还应关注“名”与“物”的互动关系。名物学的研究应超越文本训诂和文物互证，将名物置于历史文化中，以揭示其对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影响。文化史由名物组成，对不同名物的研究可以构建出立体的文化图景。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借鉴物质文化史范式，以名物为切入点，融合语文学研究，形成“名物文化史”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关注名物与人类的互动，将研究对象扩展到自然和人为事物，通过文本考察与文物互证，进入观念史与文化史的领域。薛爱华的名物研究是“名物文化史”研究的典型案例，其研究将名物置于语文学研究的延长线上，结合人类学关怀，为名物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一、 薛爱华对欧洲传统汉学的推进

讨论了薛爱华对欧洲传统汉学的推进。中国古已有名物研究，如《尔雅》《说文解字》等，清代考据学通过语言学研究和文本爬梳厘清名物史实。西方语文学研究与乾嘉考据类似，都重视语言学分析和文本考证，但西方研究形式更多样化，研究者身份不同，带有“他者”眼光，关注文化间交流，后期借鉴人类学方法实地考察。法国巴黎学派是汉学语文学研究的代表，如沙畹、马伯乐、伯希和、葛兰言等。美国汉学分为费正清主导的美国中国学派和源自欧洲汉学传统、以古代中国为重心的传统汉学派，薛爱华是后者的代表。他强调语言学与文献学的结合，立足文本细读，考证并还原历史事实与现象。薛爱华在文学与文化史两方面推进了语文学研究，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和文化史倾向，整体的文化观照使其著作在结构与内容上都更具广度与深度。这种倾向与其人类学渊源有关，体现在对“他者”文化的关注和著作排比论述、集点成面的结构。

二、 《撒马尔罕的金桃》的写法

薛爱华的九部主要著作和百余篇论文书评，分为四裔之学与名物研究和道教文学研究两期。其研究兴趣集中在唐五代异质文化中的名物，通过名物构成网络呈现文化图景。《撒马尔罕的金桃》是其名物研究的代表作，围绕唐代舶来名物展开，不涉及政治经济制度、四裔与宗教、文学研究，旨在通过名物呈现唐人的日常生活画面与观念。书中设19个主题，每一主题下又分细目，形同类书，以人及动物、植物、有机物、无机物、生活与宗教用品、书籍为序，显示出对传统语文学的发展。《撒马尔罕的金桃》受人类学影响，问题意识与著作结构与巴黎学派有所不同，追溯源头当自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劳费尔与薛氏同为德国人，是将欧洲传统汉学传到美国的重要学者。《撒马尔罕的金桃》继承了劳费尔的方法，以历史名物为切口，研究视角带有人类学取向，涉及多个文化间的交流，而著作结构将同一主题的单篇文章结成网络，如同类书。《撒马尔罕的金桃》的名物研究旨在还原外来物影响下的唐人文化生活，逐一描述不同名物呈现的社会文化，再统合成整体画面，而不对画面作抽象的理论概括，将之留待读者解读。这种写法与《世说新语》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多个名物还原一幅较为立体的历史文化图景。

三、 《撒马尔罕的金桃》的读法

强调了阅读《撒马尔罕的金桃》时应以问题意识为线索，探索唐代文化的复杂性。书中以“霓裳羽衣曲”为例，展示了唐代文化的一个侧面，并通过“舶来品”的写作特点，关注外来物品。书中对霓裳羽衣曲的讨论，揭示了唐代羽衣的流行、道教关系以及与中亚文化的联系。薛爱华在论述外来名物时，融合了古代神话、道教文化、唐代风俗和外国物产，展示了羽衣在唐代的全貌。译者吴玉贵指出，薛氏重视观念与想象，认为外来物品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想象力产生了强烈影响。书中还探讨了唐代外来音乐的影响，以及外来文化如何改变唐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薛氏提出，外来物品在唐代社会经历了筛选与调整，唐代社会接受并融合外来物是一个学习与适应的驯化过程。书中还讨论了物质与文化的彼此驯化，以及外来物品对中国文化的渗透。通过贯连不同条目，可以对当时的文化有不同的了解，体现了《撒马尔罕的金桃》结构的精巧。

四、 《撒马尔罕的金桃》对名物研究的启示

探讨了薛爱华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中对名物研究的贡献及其对当代研究的启示。薛爱华的研究强调名物研究的核心是理解人与文化，而非单纯的物品。他通过研究物质文化，揭示了人类生活方式、文化史、精神史和制度史的深层意义。薛爱华的研究方法包括拓展史料范围、灵活使用材料，并结合历史语言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他的研究不仅关注物品的物质性，还涉及概念与观念史，强调基于文本细读和文献考究的实证研究。薛爱华的研究启示在于将名物训诂与文化史结合，为语文学、文献学和物质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