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马可·波罗行纪》中关于忽必烈乘坐四象木楼的记载,揭示了元代对大象的重视和忽必烈乘象舆的情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元代象舆和象的来源、驯象的使用及文化内涵。尽管马可·波罗未明确忽必烈的四象木楼是何种形式,但通过汉文史料和东南亚国家的象舆形式,推测忽必烈可能乘坐的是象背架设轿厢或象鞍的形式。同时,元代帝王乘象的记载表明,象轿由成鞍局制造,且形制在后世未轻易改变。
探讨了忽必烈象轿的乘坐方式,分析了象轿可能是由四头大象拖曳的巨型车辆,而非单象或多象背负。文中引用了《元史》等史料,描述了象轿的奢华装饰和使用情况,包括象鞴鞍、金木莲花座等细节。同时,通过贺胜护卫忽必烈的故事,推断出象轿内部空间较大,且有侍卫站在轿外。此外,还讨论了象轿在元代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以及它与宋代五辂的区别。最后,提到了象轿的维修记录,显示了其作为帝王独享之物的尊贵地位。
慕阿德和伯希和的英译本《马可·波罗寰宇记》描述忽必烈乘象情景,提到忽必烈在木制堡垒中,由四象承载,覆盖皮革和丝绸金布。这些描述基于13世纪、14世纪意大利抄本F本和威尼斯方言本V本。译者综合各版本,记录忽必烈乘四象,而在狭窄道路则可能使用一或两象。R本记录了双象、单象和四象三种情况,而F本仅记四象。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注》中提到忽必烈年老痛风时坐在象背轿子里,这一描述与《多桑蒙古史》和《史集》中的记载相呼应。伯希和将四象木楼等同于象背轿子,并根据《元史》确定为忽必烈的“象轿”和泰定帝的“象辇”。慕阿德和伯希和的翻译显示忽必烈象轿有单象、二象和四象三种配置方式,而伯希和在注释中忽略了四象,只提到单象背负的轿子。伯希和的解释可能受到他在越南所见象背轿厢乘象方式的影响,这种东南亚乘象方式与忽必烈时代的象拖巨辇在形制和功能上有所不同。东南亚的象背轿厢骑乘人员可立可坐,而忽必烈时代的象轿则是全封闭的轮式车厢,更稳重且能遮挡风沙雨雪。
忽必烈时代印度和东南亚以单象骑乘为主,王室贵族在象背架设轿厢。《马可·波罗行纪》中忽必烈乘坐的“四象木楼”未明确联结方式。伯希和将四象木楼解读为单象轿子。史料和图像文献证实忽必烈乘坐的是四头大象拖曳的巨型轮式车辆,即象轿,稳重安全,体现大汗威权。象轿成为元代帝王规制,明代继承。忽必烈象轿是元代舆服制度的创新,也是大象骑乘史上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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