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国际汉学》杂志自创刊以来对海外汉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中国学术界对“Sinology”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而《国际汉学》的创刊标志着海外汉学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化领域。文章强调了《国际汉学》在探究中国文化的产生、发展、外传及其影响，以及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邀请学术界对文章内容提出批评和指正。

一、 创设“汉学一家言”，深化对汉学及汉学研究的理解

讨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关注与研究，指出了国内学术界将海外中国研究视为学术性工具的偏颇和简单化倾向。《国际汉学》杂志通过创设“汉学一家言”专栏，旨在深化对汉学及汉学研究的理解。学者们就如何称谓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研究、海外汉学的属性、海外汉学是否存在意识形态性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尽管存在分歧，但学界普遍认为海外汉学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外学”也是“内学”，对中国文化的诠释和研究具有独特价值。海外汉学研究的学术内涵包括汉学的起源与发展史、汉学家及其著作的思想文化背景、汉学对中国及西方学术的影响等多个方面。通过多角度的讨论，学界对海外汉学及其再研究的多重面相和价值意蕴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为构建整体性或体系性的认识奠定了基础。

二、 包容多元化研究进路，致力深度呈现海外汉学多重面相

探讨了《国际汉学》杂志如何通过包容多元化的研究进路，深入呈现海外汉学的多重面相。文章指出，受“学术情报”理念影响，早期海外汉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动态追踪、汉学著作译介和研究概况梳理。随着海外汉学成为专门学术研究对象，如何走出“情报型学术”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国际汉学》就海外汉学的研究方法展开讨论，倡导和包容多元化的研究进路。具体包括：1. 历史学进路，强调以历史学方法研究海外汉学，注重多语种文献和语文学方法的运用；2. 比较文化进路，从比较文化视野探讨海外汉学，揭示东方文化的共性本质；3. 翻译学进路，关注中国文化典籍的域外翻译及译本形成，作为解读海外汉学的基础；4. 语言学进路，研究国外汉语学习与研究史、中外语言接触史等，影响近代汉语言演变及汉语史研究；5. 艺术史进路，展现中国艺术在域外的传播与研究，尤其是对域外艺术发展的影响。《国际汉学》通过包容多元化研究进路，展现了海外汉学的丰富内涵及多重面相，推动国内海外汉学研究走向深入，挖掘其丰富的学术与思想意涵。

三、 倡导学术对话与争鸣，推动建立批评的海外汉学研究

讨论了《国际汉学》杂志在推动海外汉学研究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倡导学术对话与争鸣方面。自1949年后，中国对海外汉学的关注几乎空白，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对海外汉学产生兴趣，但存在盲目崇拜的问题。《国际汉学》杂志旨在打破汉学与国学之间的壁垒，促进学术性对话与争鸣，克服自大和盲目崇拜的倾向。杂志发表了多篇批评和订正海外汉学论著的文章，如虞万里对柯蔚南《东汉音注手册》的订正和补遗，包伟民对“宋代经济革命论”的批评，方旭东对顾立雅《孔子其人及神话》的分析，张志刚对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质疑，以及对“剑桥中国史系列”和“新清史”的批评。《国际汉学》通过持续性或专题化的对话与批评，推动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不仅关注其视角、方法和新材料，还与汉学家展开学术理念和理论上的讨论。严绍璗强调，中国文化在被不同哲学意识者言说时会从本源形态转化为变异形态，因此中国学术界需要与域外汉学展开学术讨论与争鸣，以真正理解对中国学术的异域解释与言说。张西平提出，批评的中国学不仅要纠正西方汉学家在知识上和认识上的差误，更要走出汉学家中国研究的范式，重建中国学术的叙述。《国际汉学》倡导将批评的中国学作为一种立场和研究方法，站在中国学术自身的立场，在开放的态度下与海外汉学界展开对话，成为中国学术国际化的重要平台。

四、 余论：海外汉学及其研究的生命力

强调了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生命力和世界性，指出其活力源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民族复兴，海外汉学成为世界关注的“显学”。章节讨论了海外汉学研究形态的两大变化：非传统意义的汉学家成为研究主体，以及汉学领域内的合作与互动成为新趋向。同时，强调汉学研究应关注历史研究和现实考察，以更新对中国及世界多元文明的理解，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最后，提出海外汉学研究的新使命是在新的时代情境下深化域外汉学研究，为构建全球场域中的“中国叙事”和“中国范式”提供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