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先生的文章《再说汉学、虏学与中国学》深入探讨了欧洲汉学的发展历史，强调西方汉学从一开始就是对中华文明整体的研究，而非仅局限于汉文献和考古。文章指出，19世纪的汉学研究对象是清代中国多民族的文献、历史和文化，应与“中国学”相对应，而非狭义的“汉学”。沈卫荣批评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局限性，认为其未能像欧洲早期汉学家那样将清代中国视为多民族和多种语文、文化组成的整体。文章还提到傅斯年对“中国学”的贡献，强调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应超越传统的经学和哲学研究，涵盖历史学和语文学的研究。沈卫荣呼吁加强欧洲汉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边疆史和多民族史的研究，以促进中国学术的世界化。文章最后强调，国际汉学研究应关注中华文明的整体研究，而当前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刊物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需要更多关注域外汉学界对中华文明整体研究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