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塚茂树是日本著名中国史学家,生于东京,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师从多位前辈大家。他曾任多个学术职务,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有深厚造诣,晚年获得文化功劳者称号和文化勋章。贝塚茂树多次访华,与多位中国学者有学术互动,推动中日文化交流。他的学术研究受第一代日本东洋史学家影响,但保持客观纯粹立场,注重甲骨文、金文等史料的梳理辨析。国内对贝塚茂树的学术研究尚缺乏系统评述。
介绍了日本学者贝塚茂树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特别是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方面的贡献。贝塚茂树结合文献解读与分析,推动了甲骨学和金石学的发展。他的甲骨文研究代表作包括《通过卜辞来看中国的古代国家》等,通过解析殷墟卜辞,探讨了商代都城建设与土著信仰的关系,以及商王朝的统治权变化。在金文领域,贝塚茂树发表了《西周金文末尾的吉语》等论文,对金文标识、商周经略关系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一书,系统总结了甲骨文和金文的学术研究史,并提出了金文编年法和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见解。贝塚茂树的研究为后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实现了领域研究的新突破。
贝塚茂树的“都市国家”论是他中国史研究的核心,受东西方学者影响,并以甲骨文、金文研究为史料基础。大学时期,贝塚茂树对中国古代都市产生兴趣,后在北京亲眼目睹古代都市形象,激发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念头。在羽田亨指导下,贝塚茂树发表学术论文,坚定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信心。1951年,贝塚茂树出版《孔子》一书,从孔子生平、主张等方面,指出孔子时代是从宗族制都市国家到封建制国家转化的时代,孔子追求的是超越封建国家,造就新的官僚国家。他将鲁国曲阜作为都市国家的典型,分析城、郊、祭祀活动等都市国家的基本要素。次年,贝塚茂树出版《中国的古代国家》,探究商周和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形态,将商周定义为古代国家,春秋战国定义为都市国家。他分析春秋战国时代都市国家从成立到解体的过程,认为都市国家比古代国家更独立,主要原因是东方诸侯逐渐脱离王室而自立。贝塚茂树进一步挖掘甲骨卜辞和金文中的证据,将商周也纳入都市国家的范畴,认为商周具有领主国家的二重特征,从传统都市国家向秦汉帝国过渡。他还调整对异民族的支配为朝贡关系,丰富了相关表述,勾勒出中国古代社会由都市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变的基本脉络。贝塚茂树批判借鉴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的观点,使用比较史学和比较文明的方法,从宏观层面阐述中国古代都市国家的特征。
贝塚茂树深入研究中国史学名著,特别是《史记》和《史通》,吸收司马迁、刘知幾的治史态度,为其中国通史建构提供思想基调。他从中学时代开始阅读《史记》,在京都大学内藤湖南指导下认识到其在中国史学中的重要地位。贝塚茂树协助编写《史记》索引,深入理解司马迁的历史观,认为其对天命的疑问是历史意识的起点。他将《史记》放在中国史学史宏观视域中评价,探讨司马迁对命运问题的省察,以及《史记》作为史传文学的秘密。贝塚茂树还提出发展史观和尚古史观的对立概念,认为司马迁更接近尚古史观。他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沿用《春秋》和《春秋繁露》的历史哲学和解释学。1963年,贝塚茂树出版《史记——中国古代的人们》,展现司马迁微妙的历史观。此外,他对《史通》进行研究,肯定其价值,认为刘知幾的史学理论具备近世历史萌芽。贝塚茂树还对其他古代史书典籍进行评述,如《左传》和《尚书》,推动相关研究。
贝塚茂树的《中国的历史》是其中国通史建构的核心作品,吸收了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延续“都市国家”论,发扬《史记》《史通》的治史态度。全书24章,从中华民族起源至新中国成立,吸收中日史学界成果,参考了东洋史学家和中国学者的著作。贝塚茂树在1954年访华,与范文澜、侯外庐交流,得到文献支持。他忽略时代划分,侧重政治史视野,避开“五阶段论”,按朝代更迭,用“国家”“帝国”统领中国历史。贝塚茂树立足国别史,兼顾区域史,从亚洲区域视野审视中国,认为地理环境对中国民族性有深刻影响。他对元、清少数民族统治时期的定位,放在东洋诸民族间乃至东西交涉的关系层面考量,倾向中国各民族融合,客观反拨和修正日本对外扩张时期中国历史书写。贝塚茂树批判战后日本史学界对历史法则的认知,认为史学家应正确理解中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传达给日本国民。他的研究涉及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跨越多学科。贝塚茂树的中国史研究以古代为中心,以甲骨文、金文为支撑,以“都市国家”为主线,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和发展进行了有益开拓,既有微观考证,也有宏大体系建构,是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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