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18世纪西方对乾隆帝形象的构建和传播。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将乾隆帝的《盛京赋》翻译成法文，满足了欧洲人的好奇心，同时与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理想相契合。法国画家马蒂奈根据潘廷章的画稿创作了乾隆的第一幅西方铜版画。伏尔泰对乾隆帝的作品表现出极大兴趣，体现了当时法国的“中国热”。相比之下，英国对中式理性政治改良兴趣不大，更关注《茶诗》。威廉·钱伯斯在《东方造园论》中译出了《茶诗》，开启了乾隆帝作品的英译。拜伦的书单显示了《茶诗》在英国的影响力。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后，西方对乾隆帝形象的描绘呈现出新旧并存的特征。

一、 形象初建：艺术与政治的调和

1792年，吉尔雷的漫画《在北京朝廷接见外交使团》讽刺性地描绘了乾隆帝，形象慵懒狡猾，与英国文化争议中的中国形象相呼应。英国园林艺术争论中，乾隆帝成为攻击对象，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情结不屑一顾。马戛尔尼使团出使时，欧洲政局动荡，英王乔治三世加强君主专制，使团受到多重反对与嘲讽。亚历山大绘制的乾隆帝画像带有官方色彩，信从者最多，但与乾隆皇帝相貌有差异。亚历山大的画像根据政治需要进行修改，补充解释政治事件，是西方政治宣传的常见手段。使团成员对乾隆帝的负面记载，为使团博取本国士民的同情。艺术创作与政治利益间的调和体现在对乾隆皇帝形象的刻画上，英人期待中华帝国成为好客的东道主、理性的贸易伙伴，但现实中的清政府防备西方国家，甚至不愿与之贸易。博威的乾隆帝朝服像更具有真实性，但亚历山大所绘画像流传度远超博威，是政治诉求与文化差异造就的必然。

二、 删削弱化：由“在场”转向“悬置”

19世纪初，乾隆帝画像在欧洲出现，画家删除了背景和细节，使画像成为文化符号。1811年，《中国的缩影》一书中的乾隆画像简化了服装配色和背景，修改了皇帝的体貌特征，使人物气质更柔弱。英文版插图继承了这些元素，影响了后来的画像。亚历山大版坐像图中，乾隆皇帝的座椅被抬升，背景消解，人物得到展示，形成了橱窗隐喻。这种空间结构变化反映了画师认识的变化，乾隆皇帝从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变成了一个边缘清晰的符号。在"闭关锁国"下，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陈旧，助长了"中国停滞论"。对乾隆画像的删削弱化，降低了图像传播成本，削弱了观众的道德焦虑，是东方主义逻辑的产物，将中国从"在场"转化为"悬置"状态，以攫取利益。

三、 新的倾向：对中国的规训与收编

探讨了英国对中华帝国的规训与收编策略，以及这种策略如何体现在对乾隆帝画像的修改和塑造上。英国试图将中国规训为“先进”国家，而文化自负为经济侵略提供了道德上的正当性。19世纪中期，乾隆帝画像被极端二元化改造，一部分妖魔化，另一部分则以西方规范塑造。《帕利之书》中乾隆帝形象阴森、苍白、无胡须，与传统男性特质相悖，被描绘为邪恶与恐怖的象征。这种形象塑造使得西方将中华文化与野蛮落后联系起来，中国皇帝的身份从文明高贵转变为蛮族酋长。同时，西方通过性别叙事削弱乾隆形象，将其与歇斯底里症患者相联系，排除东方于理性文明世界之外。此外，西方还基于自身文化全新建构乾隆形象，如《插图版希尔斯全新完善中印历史》中青年乾隆帝的形象，与历史真实存在差异。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述视角遮蔽了殖民活动的罪恶，抹杀了中国的历史神圣性与文化自主权，将侵略行径合理化为文明演进的必然历程。

四、 结论

图像信息的多义性要求观者通过构图、象征和叙事传统来解读画家意图。西方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两个阶段，分别在1500-1800年和1840年后，中国形象在西方呈现不同。乾隆帝画像在这两个阶段表现出不同形象。19世纪初，欧洲以变革为进步的价值观形成，乾隆画像背景删除、人物弱化，从密切关联变为悬置状态，增强了象征能力。西方通过侵略掌握改变中华帝国的特权，引发改造激情。19世纪中期，西方画家绘制的乾隆像看似对立，实则一体两面，象征着西方改造中国形象的能力。为乾隆画像增加野蛮特征，借助野蛮与文明对立的话语体系，推理出中国接受西方管理走向文明的合理性。随着殖民罪恶累积，对殖民活动的正当性质疑和道德批判增多，受殖民统治人民反抗激烈。画家用浪漫化、经典化手段改造乾隆画像，以进步的中国形象反证殖民侵略合理性，回避对殖民行径的道德批判。乾隆画像变化体现了19世纪中叶后西方对殖民主义话语体系的整体润饰，使其对外扩张行为更加无所忌惮，给被侵略地人民带来深重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