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讨论了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的“汉学”与“虏学”的概念，强调了中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学问时的差异。傅斯年认为，中国学者多专注于汉语文献和传统经史，而西方学者则利用多种语言资料，采用比较语文学和历史语言学方法，研究中国境内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这种差异在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至今中西学术仍各擅胜场，未能克服这种差别。傅斯年主张中国的国学研究应突破传统“汉学”范围，借鉴西方“虏学”传统，形成“汉学”和“虏学”两面一体的真正的“中国学”。他强调“虏学”并非特指研究中国周边民族的学问，而是西方“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傅斯年的主张旨在扩展非汉语文献资料，将中国研究超越“汉学”范畴，重构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建立现代的“中国学”。

二

傅斯年提出的“汉学”与“虏学”概念，是在“世界中国学”框架下提出的，强调中国国学以“汉学”为核心，而西方中国学的强项在于“虏学”。傅斯年所指的“汉学”与西方的Sinology（汉学）不同，他反对将中国的国学与中国学等同于西方的汉学。西方的Sinology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属于德国语文学传统中的“新语文学”范畴，超越了单一民族语言的研究，形成了“印度日耳曼语系”和“民族语文学”。西方汉学与东方学研究相辅相成，汉学成为东方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西方汉学的研究对象是清代中国多民族的语文、文献、历史和文化，因此更应与“中国学”相对应，而非狭义的“汉学”。

傅斯年认为，西方的“汉学”和“虏学”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与清代国学有很大不同，西方学术方法更为先进。他希望借助西方中国学传统，特别是其“虏学”的学术视野和方法，改造中国传统人文学术规范，实现现代化。法国和德国早期的“汉学”发展历史表明，欧洲早期的“汉学”实际上是结合了“汉学”和“虏学”的“中国学”。法国最早的“汉学”教席是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的“汉语、鞑靼—满语语言和文献教席”，其研究范围远超狭义的“汉学”。法国早期的汉学家如雷慕沙、儒莲、沙畹等，都是兼通多种中国民族语文的大家，他们的研究涵盖了“汉学”和“虏学”。德国早期汉学史也显示，德国的“汉学”实际上是“东亚语言”研究，涉及汉语、藏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德国汉学家如乔治·冯·伽贝伦茨、福兰阁、海涅士等，都在汉学之外，对满学、蒙古学等有深入研究。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体现了欧洲早期“汉学”实际上是“中国学”的特点，即研究中国各民族语文和历史文化的一门学问。

三

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的起步以1928年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为标志，傅斯年倡导以历史学和语文学研究为核心，改造中国旧式“国学”和经学传统，建构理想的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他提出的“科学的东方学”以汉学为主体，兼带其他中国古代民族之语文学学科的中国学研究。傅斯年推崇法国汉学的“虏学”传统，即重视汉语文之外的中国古代其他民族、地区之语文和文献的研究，并用以改进和解决“汉学”中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学者在“四裔之学”上落后于西方的中国学家，若能学到西方学者的“虏学”本事，将拥有对汉学和中国学的学术主导地位。傅斯年强调现代人文科学之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应是对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进行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而非传统的经学和哲学研究。他批评中国学者只懂“汉学”的偏差，不能扩张汉语文文献以外的新材料。傅斯年称颂王国维、陈寅恪所做的历史语言研究，特别是他们所从事的属于“虏学”性质的蒙古、西藏研究和西北舆地之学。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都是反传统和反“国学”的历史学和语文学大师，他们的学术研究与中国旧传统中理想的“国学”毫无关系。傅斯年借鉴法国汉学传统，以实现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的努力，集结了众多学术天才，推动了民国时代中国人文科学的辉煌发展。

四

探讨了汉学、虏学与中国学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语文学在这些学科中的核心地位。汉学不仅包括对汉语的研究，还涵盖了中国古典文明的多民族语文研究。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了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历史语言研究的构想，将汉学与虏学结合，形成了中国学研究的基础。西方现代人文科学强调历史和语文学的研究，傅斯年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所，他提出的“史学即史料学”和“语学即史学”概念，强调了历史学和语文学的不可分割性。傅斯年的历史观与19世纪欧洲兰克学派的客观重现历史的理念相呼应，他倡导使用自然科学手段进行客观的史料学研究。傅斯年还提出了历史语言研究的三个宗旨，强调直接研究材料的重要性和扩充研究工具的必要性。他提倡使用比较言语学的方法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重视非汉语文的研究，以构建中国多民族语文之间的历史联系。伯希和的比较语文学方法在汉学和中国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傅斯年希望通过这些方法来处理新获材料，推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立。尽管近百年来人文科学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傅斯年的学术理念仍对建设新时代的世界中国学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