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16世纪欧洲耶稣会士东来开启中西交流新浪潮，利玛窦和金尼阁通过罗马化注音开创汉外双语辞书先河。1670年，基歇尔的《中国图说》法文版附录中加入《汉法词典》，为欧洲印刷的首部汉外双语词典。17世纪末，法国"国王的数学家"东来推动汉外辞书编纂，白晋编写《中法字典》。18世纪，汉拉辞书主导下的法国汉外辞书编纂逐渐向汉法辞书过渡，德金、汤执中、孙璋等人编纂多部重要汉法辞书。19世纪，随着法国汉学的发展，汉法辞书编纂出现小高峰，小德金编纂的《汉法拉词典》是典型代表。

二、 19世纪汉法、法汉辞书出版综述

19世纪汉法、法汉辞书的出版特征主要体现在官话法语辞书的出版上，这些辞书不仅早于非官话法语辞书，而且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早期来华耶稣会士意识到掌握官话的重要性，官话是当时朝廷官员及贵族的语言，也是他们的主要传教对象。19世纪初期，汉法、法汉辞书的编纂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从40年代起开始增长。1840年至1899年，共出版44部汉法、法汉辞书，其中涉及官话辞书共37部。19世纪中后期，汉拉辞书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汉法辞书，这与中法两国关系密切相关。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法国签署不平等条约，允许法国人学习中国官话及汉语方言，刺激了汉法、法汉双语辞书的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传教士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内陆地区传教，进一步促进了汉法、法汉辞书的出版。19世纪50年代前，市面上以汉法辞书为主，50年代后，法汉辞书数量剧增。汉法双语辞书主要面向法国学者，而法汉双语辞书主要服务于中国人。19世纪汉法、法汉辞书的大规模出版得益于西方汉学界在汉字印刷技术上的突破。

三、 19世纪汉法、法汉辞书印刷

19世纪欧洲出版商面临汉字印刷技术的挑战，由于缺乏对汉字的认识和高昂的印刷成本，早期汉法、法汉辞书多以手抄本形式存在。19世纪，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大量印刷版辞书出现，其中28部为印刷版，13部在中国印刷，11部在法国，其余在越南和合作出版。巴黎成为汉字印刷技术的中心，传教士编制的汉语拉丁字母注音方案解决了汉字印刷问题，使得汉法辞书得以在欧洲市场上规模性印刷。法国汉学的发展推动了汉字铸造技术的进步，汉字活字印刷技术不断改进，降低了成本，使得小型汉法、法汉辞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勒格朗的汉字拼合金属活字印刷法节省了成本，便利了汉字组合，被广泛使用并传入中国。19世纪中后叶，汉法、法汉辞书的规格趋小化，更受汉语学习者欢迎。在中国，西方印刷技术逐渐被接受，勒格朗的叠积字通过不同渠道进入中国市场，尤其在澳门和宁波等地受欢迎。河间府献县成为19世纪汉法、法汉辞书的主要出版地，顾赛芬和戴遂良的辞书著作在此印刷。勒格朗的叠积字在华传教士中被用于传教和辞书印刷，而中国雕版印刷因其物美价廉也受到青睐。

四、 结语

19世纪中后期汉法、法汉辞书编纂出版达到高峰，辞书类型和规格多样化。1840-1899年间出版了44部汉法、法汉辞书，反映了汉字印刷技术的进步。辞书使用群体从传教士扩展到法国官员、军队、商人、旅行者等。编纂者也从传教士发展到法国汉学家，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并存。这些变化体现了19世纪中法关系的密切，清朝政府开始发展外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