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化胡经》作为敦煌文献中最早发现的道书,其研究已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深入专题。20世纪初,中、日、欧学者开始对其进行搜集、整理与研究。然而,关于《老子化胡经》的最早发现与流布史实尚未得到充分梳理。因此,深入考察这一主题对于进一步研究《老子化胡经》及理解早期国际汉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老子化胡经》是道教经典,因“老子化胡说”而产生,成为佛道争论焦点。该经在元朝初年被焚毁,仅存零星记录。法国学者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发现《老子化胡经》完整卷一和卷十,意识到其价值。伯希和将发现汇报给塞纳,并在赴任巴黎前将《老子化胡经》带回法国。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观看了伯希和的敦煌文书,感到惊奇。伯希和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促进了东西方汉学交流。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通过书信获知《老子化胡经》发现情况。田中庆太郎发表文章介绍敦煌古书,引起日本学界关注。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研究会展出敦煌文献照片,狩野直喜讲解《老子化胡经》,促进了日本敦煌学的兴起。
敦煌本《老子化胡经》的再发现章节详细叙述了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其对学术界的影响。斯坦因是首位盗走藏经洞文物的欧洲学者,但他对这些文物兴趣不高,导致这些文物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被忽视。日本人对斯坦因的敦煌之行表现出浓厚兴趣,尤其是日本历史学家黑板胜美,他最早将斯坦因的敦煌藏品介绍到东方。中国出版家张元济也关注了英藏敦煌文书,但未提及《老子化胡经》。黑板胜美的研究激发了京都敦煌学派的兴趣,狩野直喜因此被派往欧洲调查敦煌文物。狩野直喜在巴黎得到帮助,最终在大英博物馆查看了《老子化胡经》,并可能将其抄录并携带回国。狩野直喜将抄本提供给王国维,使其流入中国。王国维对《老子化胡经》进行了研究,并在1919年为该经作跋。1924年,罗振玉之子罗福葆编印《沙州文录补》,收录了来自王国维收集的狩野直喜抄件的《老子化胡经》。斯坦因劫掠的《老子化胡经》最终在中国和日本流传开来,成为20世纪前半叶学者研究的重点。
1913年,滨田耕作与狩野直喜在大英博物馆研究敦煌文物,记录了他们的活动情况。他们认为世界性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也加入了国际汉学研究的大潮。伯希和与斯坦因从敦煌掠走《老子化胡经》并迅速传遍国际汉学界,与当时西方国家在中亚的活动、日本明治时期的脱亚入欧及留学热潮等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学人之间的交谊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关键动力。《老子化胡经》被劫并在国外流传,为我们认识近代国际汉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具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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