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了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如何从不同群体中选拔语言人才，经过日语和汉语培训后，将他们派往布莱切利园、南亚和东南亚英属殖民地等地，参与针对日军的情报工作。战后，英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汉学人才队伍。文章通过分析代表性人物，探讨了这些人才如何参与情报工作、承担任务、发挥作用，以及他们接受汉学训练、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过程和特点。

一、 密码破译基地的日语情报与汉学人才

介绍了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政府为应对日语人才短缺，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招募优秀学生进行日语培训，并将他们分配到布莱切利园从事日本海军密码破译工作。其中，鲁惟一、霍克思和戴维斯等人在战后转学汉语，成为汉学家。鲁惟一在情报机构工作14年后，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并攻读学位，后成为剑桥大学汉学讲师。霍克思战后回到牛津大学转学汉语，1959年成为汉学教授。戴维斯在剑桥大学转学汉语后留校任教。情报专家亚瑟·古柏战后对汉字和中国古诗产生兴趣，翻译了《李白和杜甫》。布莱切利园制作了一份荣誉榜单，记录了在该园及其相关情报机构工作过的情报老兵，包括鲁惟一、古柏、霍克思和戴维斯等人。这些汉学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战时招募的大学生，另一类是战前就从事日语情报工作的情报精英。他们在布莱切利园的身份是英国外交部文职人员。

二、 英属殖民地及英联邦国家日语情报与汉学人才

讨论了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在东南亚、南亚及环太平洋英联邦国家构建的情报网络，以及在这些地区从事日语情报工作的汉学家。古柏、邓安佑和蒲立本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在战争期间分别在不同地区参与情报工作，并在战后转向汉学研究，对汉学领域做出了贡献。英国还派遣了受过日语培训的军人到东南亚、南亚等地，参与对日情报相关工作，其中一些人后来转学汉语。亚非学院在这一时期承担了大量日语培训任务，为英国提供了监听日军电台、审讯日军俘虏、翻译日文文件资料的人才。这些情报人员不仅需要语言和情报技能，还需要实际的军事经验和能力。战后，一些情报人员如柯鲁克继续在中国进行社会研究，成为懂汉语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三、 战时汉语情报与汉学人才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英两国建立军事同盟，英国在布莱切利园搜寻汉语情报人员，共发现15人，其中2位为汉学家。白兰士敦和费子智分别在布莱切利园和外交部工作，对中国瓷器和中国文化有深入研究。其他13人未能成为汉学家，但战后继续从事情报工作。英国在印度建立情报基地，邀请中国军方派遣信号情报人员合作，共同侦译日军情报。英国派遣一批接受汉语培训的军人参与情报搜集处理工作，如韩礼德、白芝、秦乃瑞和西门华等，他们在亚非学院接受汉语培训后被派往印度服役，战后成为汉学家。英国设立奖学金项目，选拔具有语言天赋的中学生接受日语、汉语等语言培训，被称为“达利奇男孩”。其中16名汉语学员中，5人成为学者或政治家。战时英国参与汉语相关情报工作人员包括受过汉语培训的年轻军人和汉语语言专家，如阿瑟·韦利和亚非学院的语言专家，负责审查和翻译情报。

四、 汉学人才的战时情报贡献及战后发展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通过义务兵役制度招募了大量健康男性青年，包括鲁惟一在内的许多汉学人才被选派到三军特别情报学校接受日语培训，为英军及盟军提供决策依据。他们在布莱切利园破译日本军方密电，截获日本天皇投降诏书，为英军提供关键情报。战后，这些汉学人才接受专业训练，逐渐形成规模空前的汉学人才队伍，为英国汉学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英国政府资助退役人员深造，提供专项拨款资助学者开展中国研究。许多汉学人才选择到亚非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深造，获得留学东亚的机会。然而，战后英国汉学人才流失严重，许多人离开英国到国外发展，如戴维斯、西门华、韩礼德、费子智、白芝、杜希德等。流失原因包括海外岗位吸引力、英国国内人才体制及政策短板等。留在英国的汉学人才也多有国外讲学任教或合作交流经历。他们在学术黄金时期经历了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合作阻隔，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改变。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坚守学术研究，推动中外学术交流，培养新一代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