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析1793年马戛尔尼和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对中国园林的描述，揭示了英国如何通过论述中国园林来塑造本国文化身份，以及英国社会对中国态度的变化。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对避暑山庄的赞美中流露出对传教士赞美中国园林的怀疑，而阿美士德使团则公开挑战中国园林。这一变化反映了英国在面对欧洲和国际形势变化时社会整体想象的变化，以及英国身份意识的不断高涨。

一、 “无谓的争论”不无谓

探讨了18世纪英国对中国园林的看法及其变迁。钱伯斯在《东方造园论》中批评英国园林设计简单、缺乏想象力，而中国园林则充满新鲜感和多样性。他强调中国园林设计者的艺术性和对自然装饰的巧妙运用，以及园林中建筑和理水的丰富性。钱伯斯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争议，批评者认为中国园林的豪华不适用于英国，且钱伯斯的主张可能出于与布朗的私人恩怨。同时，这一争议也反映了英国社会对中国的复杂态度，从最初的崇尚到后来的怀疑和自我认同的增强。英国文人如坦普尔、坎布里奇和格雷等，开始强调英国园林的独立性和自然美，与钱伯斯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的英国园林艺术理念，体现了英国文化自信心的增强和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变迁。

二、 初见：只论差异，不论优劣

探讨了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对中国园林的描述，特别是与《东方造园论》作者钱伯斯的描述相比较。使团成员马戛尔尼、斯当东和巴罗虽然熟悉《东方造园论》，但他们的描述与钱伯斯的褒奖态度不同，甚至消解了对中国园林的正面评价。他们强调中国园林的人工属性，暗示其背后有暴政之嫌，而英国园林则更自然，象征自由。例如，华兹华斯在《序曲》中将英国湖区的自然美景与人工建造的中国园林对比，暗示后者缺乏自然之美。然而，马戛尔尼的日记中对中国园林的描述并非全然负面，他赞叹圆明园和避暑山庄的美景，并将其与英国园林进行比较，指出两者虽有相似之处，但设计理念不同。马戛尔尼认为，中国园林旨在征服自然，而英国园林则改善自然。他还提到，尽管中国园林美丽，但英国也有同样美丽的风景。此外，马戛尔尼对钱伯斯的描述提出质疑，指出避暑山庄与钱伯斯描述的岭南园林不同，因为避暑山庄不仅是享乐之地，还具有军事和政治功能。巴罗的《中国行纪》对清朝的贬抑态度可能影响了华兹华斯等后来者对中国园林的看法。

三、 再见：园林与“祛魅”

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其成员的游记挑战了之前对中国的正面形象，描绘了一个凋敝、发展缓慢的中国。在扬子江沿岸的瓜洲参观“五园”时，使团成员注意到园林年久失修，与名望不符。尽管埃利斯认为中国园林模仿自然，但他对扬子江两岸的人文评价却显得模糊，认为风景虽美却缺少灵魂。埃利斯和阿贝尔都对清朝的自然景色和人工制品的重复性表示失望，质疑了之前耶稣会士对中国美景的赞誉。阿贝尔特别指出，他所见到的中国农业并不像之前描述的那样富饶和高效。这些游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也可能受到了当时全球气候异常的影响。使团成员对传教士的写作提出了挑战，认为他们受到的礼遇影响了他们的客观性。这些游记最终塑造了一个缓慢衰落的清帝国形象，反映了英国对中国形象的“祛魅”过程，这一过程有着复杂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四、 园林书写的背后：英国身份意识的高涨

英国旅华游记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存在复杂性，早期游记中对中国的态度褒贬不一，受多种因素影响，如语言障碍、地域差异和个人身份等。英国使团成员的游记中对中国园林的描写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他们是第一批进入皇家园林的英国人。以往的游记中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多集中在政府官员腐败、民众狡猾和科技落后等方面，而园林作为人造自然景观，是未被负面描摹攻破的堡垒。对园林的反复书写和"祛魅"反映了英国社会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时自身意识形态的投射。英国访华成员的文本呈现出意识形态倾向，与英国对国际政治局势的理解和英国身份意识的崛起密切相关。18世纪是英国国家概念和身份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外部因素激发了社会内部的焦虑，助长了爱国热情，推动了英国身份的锻造。两次英使访华的20多年是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崛起的关键时期，英国内部政治氛围深刻影响着两次使团的文本。对中国园林的反复书写甚至"祛魅"更接近形象学中的意识形态描写，在瓦解中国园林既往正面赞誉的同时，展现出英国身份意识的巩固和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