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介绍了清代广州贸易的背景和历史，包括康熙时期开放海禁、设立粤海关、澳门成为对外贸易口岸，以及广州港口的开放和黄埔港的兴起。同时，提到了过去对欧洲国家在广州贸易的研究主要依赖于西方公司的档案和马士的著作，而中文档案较为罕见。2019年，作者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开始搜集和整理相关中文档案。2023年，作者在英国利兹大学布劳瑟顿图书馆发现了乾隆年间粤海关登记外国船只的四本册簿，记录了六个国家和地区的船只和进出口商品，是珍贵的史料。本文将对其中一册进行介绍和考证，以期推动相关研究。

二、 乾隆四十二年《各国夷船入口货总簿》档案录文与笺注

乾隆四十二年《各国夷船入口货总簿》记录了清代广州与各国贸易的详细情况，其中涉及法国、丹麦等国的船只及其货物。法国东印度公司自1664年成立后，成为广州贸易中重要的欧洲国家之一。1773年后，法国来广州的船只数量增多，本档案记录了乾隆四十二年七艘法国船只的货物，反映了法国对华贸易的繁荣。这些船只主要来自法国洛里昂地区的私商，吨位多在600—700吨之间。货物包括银子、牛黄、珠海壳等18种，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记录相比，中文档案更为详尽。例如，“唎喴呠船”即“Duc de Fitz James”船，其货物记录显示了中英文档案在商品种类和数量上的一致性和差异。其他法国船只如“乌木船”、“喥嚧船”、“嗲唎哽船”、“船”和“嗼啰船”的货物记录也体现了当时中法贸易的具体情况，如“嗲唎哽船”即“本地治里号”的货物种类和数量与英文档案基本一致，证实了档案的准确性。

丹麦作为另一个重要的贸易国家，其东印度公司自1674年起就与中国进行贸易。丹麦船只以大吨位著称，通常每年有一两艘船来广州，最多时达到四艘。丹麦船“科船”的货物记录包括洋酒、洋靛等7种商品，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记录相比，中文档案同样更为全面。这些记录不仅反映了当时广州的对外贸易情况，也展示了不同国家在广州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比较中英文档案，可以发现两者在商品种类和数量上的一致性与差异，为研究清代广州的对外贸易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三、 《各国夷船入口货总簿》的文献整理及研究意义

详细公布了乾隆四十二年《各国夷船入口货总簿》的录文，并探讨了这份档案的来源和流落至英国利兹大学布劳瑟顿图书馆的原因。通过对比西班牙文档案《阿戈特广州商馆日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发现这些档案内容与《各国夷船入口货总簿》相似，表明它们可能都是通过贿赂粤海关官员获得的。这些档案记录了欧洲各国进口广州的货物种类和数量，为研究清代广州贸易史提供了珍贵数据。特别是火油、自鸣钟和肥皂等商品的输入，反映了当时中西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情况。此外，通过比对中英文档案，可以勘正一些英文商品名的简单译法，加深对古人商品命名的了解，并挖掘出外国产品传入中国的路径。这份档案还为清代中西贸易研究提供了商品名称翻译的模板，有助于学术界更准确地理解和研究当时的贸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