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隋唐史研究领域推出了多部通论性著作，如岑仲勉、吕思勉、韩国磐、王仲荦、唐长孺、黄永年等的作品，成为该领域必读经典。西方学界则有《剑桥中国史》和《哈佛中国史》两种代表性著作。《剑桥中国隋唐史》和《哈佛中国史·唐朝》分别于1979年和2009年出版，展现了不同的学术特色。《剑桥中国隋唐史》代表了“史料批判”的研究策略，而《哈佛中国史·唐朝》则体现了“史料扩展”的研究方法。

一、 《剑桥中国隋唐史》的史料批判实践

深入探讨了《剑桥中国隋唐史》在史料批判方面的实践，指出历史研究依赖于多种史料，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域外文献等。《剑桥中国隋唐史》虽然以传世文献为主，但通过史料批判的方法，对传统史料进行了重新解读和评价。史料批判的方法包括考辨史料内容的真伪、检讨史料的形成和性质等，以期更真实地反映历史。崔瑞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通过追溯史源和批判精神，对官修史籍的局限进行了揭示，如史料不足、话语类型单一、受作者政治立场和个人成见影响等问题。《剑桥中国隋唐史》在重新解读历史人物、制度和事件时，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认识儒家思想在史籍修纂中的作用，从具体史实出发，采取不同的价值标准；二是将人事放入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观察，揭示出不同的面相。通过这些方法，《剑桥中国隋唐史》丰富了对唐史的理解，为中古史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二、 《哈佛中国史·唐朝》与史料扩展方法

《哈佛中国史·唐朝》在史料运用上展现了扩展性，不仅关注传统史书，还广泛搜集其他材料以补充正史的不足。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新领域如社会史、物质史、知识史、思想史等不断涌现，对史料的多元化需求日益增长。该书在政治史的篇幅有限，更多地探讨了地理环境、日常生活、对外关系、家族社会、宗教信仰等主题，反映了学术风气的转变。

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欧美学界逐渐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转向“书写文化”研究，关注文本的写作、流传与接受的物质和社会面相。陆威仪在《哈佛中国史》中也体现了这一趋势，专门讨论了书写文化，并在全书中引用诗词、小说作为证据。

史料扩展的方法主要包括三种：首先是考辨真伪，提取史实，如杂史笔记和诗歌等非传统史料的利用；其次是弃置辨伪，讨论观念，即利用杂史笔记、诗歌、传奇等文献反映作者和群体的看法，探讨时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风气；最后是重建语境，探究寓意，通过细密地重建诗人写作的语境，分析典故，发掘隐藏的史料，甚至重新构建历史叙述。

陈寅恪的“以文证史”方法对史料特征进行了辨析，强调了对史料虚实问题的考虑。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对古代文献的纪实与虚构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指出文本的纪实与虚构与作者的撰述意图和文体的写作传统有关。《哈佛中国史·唐朝》在史料运用中也表现出搁置材料真伪、径直讨论观念的意识，如在讨论地理环境、乡村生活、城市生活等方面引用了诗歌、笔记、传奇等材料。

然而，史料扩展方法的运用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如依赖诗歌的书写传统可能导致研究缺乏实证而流于推测，传奇是否包含政治寓意也需进一步推敲。卞孝萱在《唐传奇新探》中认为唐传奇继承了《诗经》《春秋》的写作传统，但这种观点可能过于简化了唐传奇的复杂性。总的来说，史料扩展方法要求使用者具备深厚的史学积累与文学素养，以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