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介绍了作者在日本长崎孔庙发现的三块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侨商所立的汉文碑刻，这些碑刻记录了中日汉学交流的历史，但国内学者尚未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作者对碑文进行了著录和考释，旨在引起对这段中日交往历史的关注。

二、 长崎兴福寺三通汉文碑刻录文

第一块石碑《重修日本长崎至圣先师庙碑》详细记载了长崎孔庙的重修过程，包括庙宇的规模、建筑特点、历史沿革以及重修的缘由和过程。碑文强调了孔子思想的普世价值和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及清朝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

第二块石碑《重修崎阳先师孔子庙碑》记录了光绪年间长崎孔庙的再次修缮，提到了清朝使臣与日本修好的历史背景，以及向井家族在孔庙维护中的作用。碑文还提到了长崎孔庙的历史和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第三块碑刻《苏道生先生纪念碑》则是纪念一位名叫苏道生的中国侨商，他在长崎的商业活动、社会贡献以及对教育和慈善事业的支持。碑文还提到了苏道生去世后，长崎社区为他建立铜像以示纪念的事迹。

三、 长崎兴福寺三通碑刻碑文考释

详细探讨了长崎孔庙的历史变迁及其与在日华侨的深厚联系。长崎孔庙分为两所，一所为江户时代日本人所建的长崎圣堂，另一所为明治维新后华侨新建的孔庙。长崎圣堂由日本儒学者向井元升创建，后因学制改革而停办，最终迁至兴福寺内。三通碑刻记录了长崎圣堂的历史，其中第一块碑文由杭州府学贡生王元珍撰写，反映了其与长崎的联系及对圣堂重修的贡献。王元珍作为办铜官商，与向井氏有密切交往，其建议被采纳，体现了中国商人在圣堂事务中的参与。第二块碑文由清朝首任驻长崎领事余瓗撰写，记录了他出资修补圣堂的事迹，展现了中日友好及对儒家文化的尊重。第三块碑文由章宗祥撰写，纪念了苏道生对长崎孔庙和时中学校的贡献，反映了华侨在维护和传承儒家文化中的作用。长崎孔庙和时中学校的发展，从官立到商办，见证了华侨对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视。

四、 长崎圣堂发展与中国侨商的渊源

深入探讨了长崎圣堂与中国侨商之间的深厚渊源。长崎圣堂在三百三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商人的大力支持，包括资金和物资上的帮助。正保四年（1647年），日本儒者向井元升创立长崎圣堂学塾，明遗民郑滋为其撰写《向井堂记》，表达了对向井元升弘扬儒学、正人心的赞许。然而，向井元升于1658年移居京都后，圣堂一度衰落。直到正德元年（1711年），在长崎奉行的支持下，圣堂迁至新地并扩大规模，再次兴盛。清朝商人纷纷涌向长崎，带来祭祀物品，如孔子木主与铜像等，这些祭器与日本其他地区的祭祀器物风格迥异。

正德二年，长崎圣堂开始行释菜之礼，中国商人被允许参与祭拜，从此每年释菜之际，中国商人都会前来参拜。第五代祭酒向井元仲时期，长崎圣堂进入中兴期，与来自浙江的沈燮庵关系密切。沈燮庵在长崎期间，为圣堂重定释菜礼仪，虽然具体礼仪已不可考，但通过《释菜礼役》和《陈设式》的记载，可以窥见其风采。安永四年（1775年），江户林氏家塾讲官平泽元恺游历长崎，参与释菜之礼，详细记载了祭祀情形，包括执役者与陈设的祭器祭品名目。

中国商人对长崎圣堂的维持不仅体现在参与祭祀制度的建设和实践，还体现在物资和金钱的支持。例如，唐通事会所捐纳圣庙修理费用，以及三江会所的中国商人每逢释菜祭祀时献纳的助金。此外，长崎圣堂的匾额与楹联也多为江浙地区的士商所题写，显示了中国商人与圣堂的密切关系。长崎圣堂成为中华文化在外传播的见证，影响着时人对日本的印象，而这些知识和信息，都是由赴日的中国商人的口中获得。

五、 结语

长崎因其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心。明末清初，大量中国人移居日本，长崎成为唯一开放的口岸，形成了华人社区。唐通事作为中日贸易的桥梁，具有中华意识，组织侨商建造社会活动场所，维系华人社会关系。长崎孔庙的建立受中华儒家文化影响，唐通事和向井氏的介入使其具有复杂关系网络。向井氏作为长崎圣堂祭酒和审查中国书籍的官员，对儒学文化持开放态度。中国商人对孔庙的资助既是利益考量，也是对儒家文化的认同。随着中日贸易的增长，华侨增多，清政府和华侨共同努力重建孔庙，形成庙学一体的格局。新建孔庙是对中国侨商传承长崎庙学传统的体现。1988年时中学校闭校，但孔庙作为文化一部分，继续发挥祭祀和文化功能。长崎孔庙的历史兴替反映了中国商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