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强调了全球史视角下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国与东欧国家文化交流的特殊性。塞尔维亚作为东南欧国家，其现代文化身份认同在与外族战争中形成，对异质文化具有包容性，同时坚守自身文化传统。本研究旨在填补塞尔维亚与中国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空白，系统挖掘和梳理18世纪至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期间两国文化交往的史料，重点关注塞尔维亚文献资料中的中国文化相关内容。

二、 18世纪塞尔维亚关于中国文化的最早文字记录

18世纪初，塞尔维亚人萨瓦·弗拉迪斯拉维奇伯爵作为俄国特使出访清朝，与清廷签署《恰克图界约》。他撰写的《关于中华帝国实力和现状的秘密报告》和中国游记对沙皇俄国对清朝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激发塞尔维亚人对东方世界和中国的关注。萨瓦是第一个与大清帝国重臣密切交往并详细描述中国风土人情的塞尔维亚人。

三、 19世纪中国文化在塞尔维亚的传播

19世纪塞尔维亚受奥斯曼帝国影响，知识分子流亡奥匈帝国，通过在维也纳和布达创办的塞文报纸最早介绍中国文化。1841年创刊的《塞尔维亚人民报》和1843年创刊的《塞尔维亚报》等报纸连载介绍中国启蒙教育、科考制度的文章，尽管作者缺乏亲身体验，但基本忠实地介绍中国文化。19世纪末，塞尔维亚医生米·约万诺维奇作为商船随船医生来到中国，撰写游记《东方漫游记》，以细致观察力揭开中国神秘面纱，帮助塞尔维亚人了解中国日常生活习俗。这些早期文化交往代表了塞尔维亚人民走近中国文化的勇敢第一步，预示新的文明交流之光。

四、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在塞尔维亚的传播

20世纪上半叶，塞尔维亚诗人米·茨勒扬斯基翻译并发表了中国古典诗歌和哲学著作，对塞尔维亚新诗运动产生影响。他推崇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认为东方艺术思想和境界是塞尔维亚文学传统所不具备的。茨勒扬斯基的诗歌创作中融入了中国元素，如"中国的樱花"意象。同期，塞尔维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关注中国革命、抗日战争等，但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关注较少。1937年，《水浒传》等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塞尔维亚语。一些塞尔维亚人因战争原因来到中国，回国后发表中国见闻录，记录了当时中国城市的情况。叶莲娜·维利米罗维奇是第一位精通汉语的塞尔维亚人，她在中国生活多年，回国后发表中国见闻录和诗歌，引起塞尔维亚人对中国的兴趣。然而，这一时期塞尔维亚与中国的人员和文化交往总体上是零散的，以个人经验为主。1858-1944年间，塞尔维亚语的中国研究类书籍、报刊文章和翻译文本仅有22种。

五、 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在塞尔维亚的传播

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在塞尔维亚的传播经历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在二战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后，塞尔维亚作为其中的一个共和国，其首府贝尔格莱德成为了中南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两国文化交流受双边关系影响，以1979年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为节点，分为1945—1979年和1980—1992年两个阶段。

在1945—1979年间，中国文化在塞尔维亚的传播相对有限，直到1955年两国正式建交后，文化交流才成为可能。中国采取了“文化先行，贸易紧跟，争取建交”的外交策略，促进与欧洲各国的文化交往。1955年，中国官方艺术团首次访问欧洲并访问南斯拉夫，1956年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塞尔维亚著名作家伊沃·安德里奇在访问中记录了对中国的深刻印象。1957年，两国签署了第一份文化教育合作协议，为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然而，由于两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分歧，文化交流在1958年陷入停滞。尽管如此，南斯拉夫对中国哲学、宗教、政治等领域的书籍和文章的翻译和出版数量明显增多，包括《孙子兵法》、《老子》等经典作品。塞尔维亚教育出版社和贝尔格莱德“新一代”出版社推介了鲁迅和丁玲的作品，希望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现状。此外，还翻译了不少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的研究专著。

1980—1992年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及市场经济建设的经验交流，两国文化关系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中国研究文献和汉籍译介数量显著增加，达到255种。汉籍塞译数量明显增加，尤其是中国古典哲学、宗教、医学和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译著占49%，文学类作品占51%。《易经》等哲学译著多次再版，赛珍珠的中国题材小说系列在塞尔维亚掀起中国文化热。中国学者专家撰写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法制建设的时政经济类文章也开始在塞尔维亚学术圈内译介。塞尔维亚学者撰写的中国研究专著中，包括塞尔维亚首部现代汉语语法《汉语》和《中国书法》等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此外，还有许多中国见闻录等纪实报告和文史哲类著作被出版，其中以介绍道教养生和中国风水类居多。

塞尔维亚汉学的发展也取得了重要进展，1972年贝尔格莱德“科拉拉兹人民大学”首次开设汉语课，首任教师是塞尔维亚首位汉学家丹阳·拉兹奇博士。拉兹奇教授后来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东方学系正式设置中文选修课，并建立了汉学资料室，为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培养了大量汉学人才。

六、 结语

塞尔维亚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1980年代前主要受民间推动，自然发展。塞尔维亚的中国研究曾长期处于“游记汉学”阶段，以个别杰出人物为代表。1980年代后，两国关系正常化，文化交流达到高峰，塞尔维亚对中国各领域表现出浓厚兴趣。塞尔维亚的中国研究开始学术化和专业化，成果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90年代初，两国政治关系加深，为更广泛的文明对话与交流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