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建构经历了从“大汗的大陆”到“乌托邦”的转变，但18世纪中期后逐渐形成负面刻板印象，成为国际新秩序认知的障碍。16世纪末西方对中华典籍的译介是这一形象形成的关键。19世纪，中国古代高僧西行求法行纪成为西方关注焦点，其中宋云的《宋云惠生行纪》通过描述中外关系和西域诸国对华夏的心态，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礼仪、开放和友好。重译是间接翻译或再次翻译同一语言作品的过程，可以是对原翻译的大幅修改或小规模完善。英国东方学家毕尔在1869年和1884年两次翻译《宋云惠生行纪》，本文通过比较其英译文塑造的中国形象，探讨文化“他者”呈现的中国形象及其历时成像，为丝路行纪典籍讲述中国故事提供借鉴。

一、 毕尔重译《宋云惠生行纪》和中国形象的异语书写

深入探讨了毕尔对《宋云惠生行纪》的重译工作及其在异语书写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重译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种，毕尔的重译属于后者，意在提升其在汉语佛典英译领域的权威地位。毕尔的翻译工作发生在19世纪，当时亚洲多国成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和宗教研究兴趣浓厚。毕尔在担任英国驻华海军牧师期间，翻译了多部汉语佛典，包括《洛阳伽蓝记》中的《宋云惠生行纪》。然而，他的翻译受到了英国外交官翟理斯的批评，后者质疑毕尔的汉语水平。毕尔随后进行了重译，以回应批评并提升自己的翻译质量。

在翻译实践中，毕尔的初译和重译都存在对中国形象的误读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例如，他将乌场国的地理位置描述为边缘地带，可能间接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感知。他的翻译中，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描述往往带有西方宗教色彩，如将“顶礼”简化为“bowed his head”，淡化了其深层的东方宗教意蕴。此外，毕尔在翻译中省略或误解了一些中国文化元素，如将“蓬莱山”翻译为“Fairy Land”，改变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毕尔的重译虽然在某些方面减少了西方宗教对文本的干预，但仍然存在翻译错误和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缺失。例如，他对“周孔庄老”的理解错误，以及对“蓬莱山”的地理位置的误译，都反映了他在传达中国文化时的不足。尽管毕尔试图通过重译来提升自己的翻译地位，但他的翻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西方文化中的“他者”形象，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

二、 毕尔《宋云惠生行纪》重译与中国形象再东方主义建构的动因

田传茂分析了重译的动机，包括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的变化。毕尔的重译活动与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和对东方事务的需求紧密相关，其翻译工作受到英国在亚洲的管治危机和对合格译员的需求影响。毕尔曾在英国侵华军舰上供职，其底本来源于英国陆军上将麻恭，显示了其东方殖民者身份和政治考量。毕尔的翻译在措辞和注释中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强化了文化“他者”征服东方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毕尔的身份从随军牧师转变为学者，其翻译工作在学术性注释中施加了东方主义立场。他的翻译增加了译注和学术文献，以适应教学需求和培养有志于外交和传教的学生，这些学生将参与英国对华及东方事务。毕尔的翻译工作在学术性和宗教信仰之间寻求平衡，但其基督教立场和背景始终影响着他的翻译实践。

三、 结语

宋云的西域巡礼被《洛阳伽蓝记》记载，毕尔将其英译，融入西方偏见，服务于英国殖民统治和文化改造，解构了中国在欧洲的乌托邦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