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 | 更新时间:2025-08-01
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水资源争端的多重博弈(1960—2024年)*
苏楚婷    作者信息&出版信息
国际论坛   ·   2025年8月1日   ·   2025年 27卷 第4期   ·   DOI:10.13549/j.cnki.cn11-3959/d.2025.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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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摘要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西亚最长的河流,起源于土耳其,流经被称为“两河流域”的区域,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该地区水资源争端历史悠久,世界上第一次“水战”就发生在这里。当前,两河流域水资源面临严峻挑战,大坝建设是主要压力源。自20世纪60年代起,沿岸国家竞相建设大规模水利工程,忽视了水利项目间的可持续性与协调性。联合国报告指出,若沿岸国继续实施各自的大规模水利工程,两河可能最终在抵达伊拉克后完全干涸。世界资源研究所预计,到2025年,幼发拉底河沿岸的水资源状况将较2010年恶化八倍。随着水资源稀缺性日益凸显,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三国围绕水权的博弈将可能进一步升级,对地区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国外学界关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水资源争端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较为丰富,而国内相关研究则相对薄弱。现有研究可分为三类:一是聚焦争端三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与战略博弈;二是研究争端国家间的水资源利用制度建设与合作机制;三是探讨话语建构对水资源分配合法性认知的影响。然而,传统国家间的水资源治理面临诸多局限,其过分强调“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理性选择”,将水资源争端简化为零和博弈,忽视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难以解释跨界水资源治理中多维度的互动机制。作为极具政治色彩的自然资源,跨境河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流域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利益及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构成影响流域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变量。国际水资源治理呈现多层次性特征,涵盖国家、地区和国际等多个层面,传统上主要由沿岸主权国家主导控制。然而,随着地区局势演变,非政府组织和武装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显现出在和平环境及暴力冲突背景下影响水政治关系及其国际治理的能力。本文将从国际、国内和非国家行为体三个层面系统分析1960—2024年间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水资源争端的演进机制,为预测该流域水资源争端的走向及探索解决方案提供理论参考。

一、 国际层面:土耳其、叙利亚与伊拉克的非对称博弈

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沿岸国家将水资源视为战略资源和政治工具,形成了上下游国家间的非对称博弈结构。土耳其利用其上游地理优势构建水霸权体系,而下游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则处于抵抗制衡状态。土耳其将水资源开发作为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杠杆,通过控制河流、在国际水资源治理中采取强硬立场,以及将水资源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叙利亚则通过多元化水外交策略维护其历史水权,包括利用库尔德问题牵制土耳其、联合伊拉克构建下游国家联盟,以及在多边外交层面借助地区组织向土耳其施压。伊拉克则采取经济、外交和话语等多维度制衡策略以维护自身水权,包括利用经济杠杆、建造水利工程实现水资源自主,以及在话语权争夺、经济杠杆和安全利益交换方面的策略调整。这些策略反映了各国在水资源争端中的不同立场和行动,以及它们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水权和地区影响力。

二、 国内层面: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对内博弈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争端中,水资源问题与各国国内政治生态紧密相关。土耳其政府通过东南安纳托利亚项目(GAP)在库尔德聚居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同时作为国家安全资产应对库尔德问题,引发国际和国内抗议。叙利亚政府将水资源政策作为巩固政权合法性和推进民族同化的工具,导致水资源管理体系失效,内战后水资源政治工具化进一步强化。伊拉克中央政府在水资源治理中存在制度性缺陷,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水资源博弈加剧治理困境。三国内部矛盾制约国家应对水资源危机的能力,影响国际层面水资源博弈中的立场和策略。

三、 非国家行为体层面:非国家武装组织的水资源博弈

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水资源争端中,非国家行为体如农业部落、武装民兵和恐怖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强,使得水资源博弈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农业部落因争夺稀缺水资源而冲突不断,水资源成为部落间战略性资源,引发从个体到集体的对抗。伊拉克水利部门配给不均导致部落依赖传统权威解决争端,省内或相邻省份部落间冲突频发,政府呼吁联邦政府介入。反政府武装在叙利亚内战中将水资源作为战略武器,利用大坝和水源施压,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围绕水资源展开激烈博弈。恐怖组织如“伊斯兰国”将水资源武器化,作为扩张领土的工具,通过控制水利基础设施巩固非法统治,以供水争取民众支持,将供水与勒索挂钩,剥削性征税,系统性压榨当地居民。流域各国中央政府水资源治理能力不足,为非国家行为体介入创造条件,通过争夺、控制和武器化水资源实现目标,挑战国家权威,是区域地缘政治竞争的微观表现。

四、 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水资源争端的发展趋势及化解路径

讨论了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水资源争端的发展趋势及化解路径。随着全球化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流域水资源争端呈现出多层次博弈特征,包括国际、国内和非国家行为体。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加剧了水资源稀缺性,促使各方重新考虑合作模式。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垮台后,流域水资源争端可能进入更复杂和务实的阶段,土耳其作为上游国家的优势更加稳固。伊拉克与土耳其签署了水资源管理框架协议,但缺乏有效执行机制。叙利亚新政府寻求重新审视与邻国的水资源协议,寻求互利共赢的水资源安全机制。非国家行为体可能在流域水资源博弈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农业部落可能建立联盟,反政府武装与恐怖组织可能从暴力统治转向治理渗透。为实现流域水安全的长期稳定,需构建涵盖国际协调机制、国内政治改革与非国家行为体管控的综合治理框架。在国际层面,应建立全流域条约框架和管理体制;在国内层面,各国需推进水资源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改革;在非国家行为体层面,应推进多层次联合安全机制建设。

结语

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水资源争端是国际、国内和非国家行为体间的复杂博弈,影响水资源控制权分配和政治力量对比。土耳其利用地理优势构建水霸权体系,叙利亚和伊拉克采取多元外交策略。水资源治理反映国内权力结构脆弱性,地方武装势力争夺水权。非国家行为体介入使国际治理边界模糊,水资源成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需从国际权力结构、国内政治生态和非国家行为体互动三维框架分析争端,为理解国际水资源治理困境提供方法论启示。各行为体策略选择是即时利益理性计算和长期权力格局战略布局,博弈结果将塑造区域政治版图和全球治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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