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发展迅速,美国称为“area studies”。美国地区研究主要在大学进行,本文以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东亚研究为例,分析战后美国地区研究的发展和兴替。伯克利东亚研究所成立于1978年,成为顶尖亚洲研究中心。其发展经历了从人文学科到社会科学的学术优先顺序转变、资金渠道变化和“地区主义”转向三个阶段,反映了美国其他研究型大学的情况。
介绍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的起源和发展。1930年,东北亚研讨会成立,旨在研究俄国、中国、日本关系。1949年,东亚研究所(IEAS)成立,由历史系教授伍德布里奇·宾厄姆领导,旨在推进亚洲地区文化史和社会问题研究,并培养地区研究专家。研究所得到了校方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校长罗伯特·斯普劳尔。然而,到1955年,研究所被纳入国际问题研究所,1957年停止运作。其衰落可能与全球政治事件有关。
讨论了冷战时期美国地区研究的发展,特别是1957至1965年间地区研究中心的创设。苏联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卫星后,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NDEA),其中第六款为关键语言学生和教师提供资助,促进了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和日本研究中心的成立。原东亚研究所因国家对社会科学和当代研究的重视而逐渐衰落,转向研究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以帮助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CCS)成立于1957年,资金来源和使命定位与原东亚研究所不同,专注于研究“共产党中国”。伯克利校长克拉克·克尔推动“中国研究”成为跨学科研究组织,CCS的成立标志着伯克利亚洲研究的新阶段。1962年,伯克利创办了《亚洲概览》学刊,记录当代亚洲政治和社会发展,由罗伯特·斯卡拉皮诺主持。1965年,《高等教育法》通过,延续了《国防教育法》的工作,资助国家资源中心、外语和地区研究奖助金以及国际问题研究。伯克利和斯坦福大学获得资金开办联合的东亚国家资源中心。从1957到1965年,斯卡拉皮诺在伯克利东亚研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1978年东亚研究所的创建做了准备。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私立基金会在国际和地区研究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对地区研究人才培养至关重要。然而,到了70年代,政府和私立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发生了变化,尼克松政府大幅削减预算,福特和梅隆基金会也从地区研究中撤资,导致中国研究衰落。资金减少导致大学教职减少、研究生注册人数下降和学术研讨会数量减少。美国对亚洲的学术研究面临新形势,地区研究的潮流从对单个国家的分析转向对各个地区的分析,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受研究者欢迎的分析单位。斯卡拉皮诺注意到伯克利缺乏东亚研究实体机构,地区研究的潮流变化,以及对各节点之间联系的兴趣增加。在筹资矛盾显现时,斯卡拉皮诺力主创办新的研究机构,伯克利校方也考虑协调中国研究中心和日本研究中心。新的东亚研究所计划加强研讨会和学术报告,提升学术作品出版,与政策圈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斯卡拉皮诺成功筹集到超过300万美元的捐赠基金,最大笔捐资来自日本政府。20世纪80年代初,筹资来源和战略进一步发展,捐资者包括公益基金会、个人或公司。东亚所与各公司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
20世纪90年代,伯克利东亚研究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斯卡拉皮诺卸任所长后,伯克利将东亚研究所、东亚图书馆和东亚语言文化系整合为“田长霖东亚研究中心”。东亚研究所内设七个研究中心,涵盖中国、日本、朝韩、东南亚等地区,以及出版部和《亚洲概览》学刊。研究所通过教授委员会和中心主任任期制运作,整合伯克利与东亚太平洋相关研究。出版工作丰富,包括专题著作、研究论文和政策研究等系列。东亚图书馆作为战略伙伴,2008年新馆落成,藏书丰富。东亚研究所拥有6500万美元捐赠基金,年度预算500-600万美元,其中200万美元有保证。筹资和资金状况复杂,包括州政府拨款、捐助、赠款和基金。学习日语和朝鲜语学生人数增长,汉语学生人数下降,台湾研究地位提升。伯克利与台湾政治大学关系良好,日本研究中心有捐赠基金,鼓励研究生研究日本。
伯克利东亚研究的发展反映了战后美国地区研究的演进。二战后,东海岸大学领先,随后西海岸大学在苏联卫星上天和《国防教育法》推动下崛起。地区研究兴替与历史条件紧密相关,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中国和东南亚的发展。伯克利东亚研究在80-90年代达到繁荣,出版物丰富,多国语言翻译。领军人物如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对伯克利东亚研究有重大影响。资金保障是地区研究的生命线,联邦政府削减开支和日本经济增长放缓对资金稳定性产生影响。地区研究受国内政治影响,如麦卡锡主义和中美关系变化,导致对华研究未能充分发挥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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