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在美国政治极化的背景下，流行音乐与选举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泰勒·斯威夫特公开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引发广泛关注。流行音乐作为文化实践的交汇点，成为理解美国社会变迁的透镜。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政治极化成为突出现象，大众艺术领域成为两党斗争的新高地。政治精英利用“狗哨政治”向特定人群传递隐晦政治信息，流行音乐中的“狗哨政治”虽隐晦，却是理解社会政治变迁的重要角度。国内外学界对“音乐—政治”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但鲜有结合不同施动者视角，分析流行音乐如何影响选举政治的研究。本文以2024年总统大选为例，分析政极化年代总统候选人、音乐家、选民群体对流行音乐的政治性运用，以加深对大众艺术与选举政治关系的理解。

二、 “音乐—权力”视域下的“狗哨政治”

探讨了音乐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在美国政治极化背景下流行音乐如何成为“狗哨政治”的信息载体。音乐与权力的联系既显性又隐性，音乐不仅反映社会权力结构和资本利益，也影响群体身份认同和权力关系。美国政治性流行音乐的创作、生产和消费涉及政治精英、音乐家和选民群体，他们通过流行音乐进行沟通与互动。政治精英利用流行音乐争取选票和传播政治理念，音乐家或歌颂政治精英或批判权力以表达态度，而选民群体则利用流行音乐强化群体意识。美国政治极化及其在大众艺术层面的表现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基础，政治极化最早发生在政治精英之间，随后扩展到群体情感，形成政治部落主义。在极化年代，流行音乐成为“狗哨政治”的重要信息载体，政治精英、音乐家和选民群体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情感极化放大了不同群体音乐品味的差异，流行音乐消费模式更加碎片化。政治精英和选民群体是流行音乐“狗哨”的使用者，音乐家则是“狗哨”的生产者和提供者。流行音乐与“狗哨政治”的合谋，既是基于各自需求与利益的合谋，也是美国历史传统、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共同塑造的社会潜意识。

三、 2024年美国大选中流行音乐的政治性运用

探讨了2024年美国大选中流行音乐的政治性运用，揭示了文化民粹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对抗如何影响选举政治。政治精英通过精心选择音乐来巩固基本盘和争取中立选民，例如特朗普使用具有爱国主义和基督教伦理色彩的音乐来引导民粹主义思想，而哈里斯则通过多元化的音乐风格来吸引不同族裔和性别的选民。音乐家通过在音乐中嵌入政治信息、公开表达政治立场或授权音乐使用来介入选举政治，以此获取利益。选民群体通过消费和讨论流行音乐来表达政治理念，建立社群意识，并区分敌我。流行音乐中的“狗哨政治”成为选民群体表达潜在煽动性政治思想的纽带，以及建立社群关系的手段。文中还分析了美国文化保守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三组对立关系：乡下人与世界主义者、家庭妇女与独立女性、正统基督徒与觉醒者，这些对立关系在流行音乐中得到了体现和强化。

四、 结语

讨论了在极化年代，流行音乐如何成为美国社会政治极化和“文化战争”的工具，以及这种趋势如何加剧了社会分裂和转移了对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的注意力。2024年总统大选中，“狗哨政治”通过流行音乐传播极端思想，进一步激化了政治两极分化。福山预测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导致美国两极分化加剧，社会信任度下降。美国政治精英可能会继续利用流行音乐中的“狗哨政治”来吸引选票，激化流行音乐产业内部政治分歧。美国人民可能成为最大的输家。缓解两极分化、重建信任和对话是美国社会面临的长期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