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西巴尔干国家合作的快速发展，包括基建项目数量、投资规模和领域多元化。强调了西巴尔干国家对中国投资的积极评价，同时指出欧盟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担忧和指责，将中国视为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探讨了欧盟对中国与西巴尔干合作的负面认知及其原因，以及西巴尔干国家的回应。

一、 国际政治与欧盟文献中的本体性安全问题

介绍了本体性安全理论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特别是欧盟如何通过对外政策维护其本体性安全。本体性安全理论最初由莱恩提出，后由吉登斯引入社会学，强调个体在连续时间里体验到自己真实、活着、完整的存在。该理论在国际政治中被用来解释国家如何通过与他者的关系常规化来构建本体安全。欧盟研究中，本体性安全理论被用来分析欧盟的实体安全、内外主体间关系安全以及安全集体身份。欧盟试图通过制度化实践构建稳定的主体间关系，以维护其内在自我叙述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欧盟的本体性安全状态影响着西巴尔干入盟议题、中欧关系议题以及中国与西巴尔干半岛关系议题，群体内关系与群体外关系共同影响着欧盟的自我适应性。

二、 欧盟的本体性安全建构

欧盟作为全球政治场域中的活跃分子，自成立之初便以追求实体安全作为根本目标，通过建立超国家机构解决实体安全问题，逐步确立了“自由、安全和正义领域”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确立其作为“安全提供者”“安全共同体”的角色定位。2003年，欧盟发布《欧洲安全战略》，将边界和安全、内部和外部联系在一起，成为本体性安全的核心要素。随着欧盟东扩，其政治、文化、地理边界达到现实最大限度，欧盟调整本体性安全的自我叙述，称共同体的“自由、安全、公正”是实现本体性安全的核心目标。然而，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力量崛起以来，欧洲危机常态化、普遍化、多重化，欧盟的本体性安全感随之崩裂。2019年欧盟出台新的边界管理行动战略，指出欧盟内部“自由、安全、公正”的区域安全取决于边界之外的和平，表明欧盟在自信心和安全感方面出现了某种转折。

欧盟自成立之初便在大国间的竞合博弈之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随着传统安全威胁和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持续发酵，恐怖主义、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加剧紧张态势，新冠疫情加速重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力量重新“洗牌”，欧盟愈发意识到了共同体的脆弱和缺失，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等一系列激烈角逐之中逐渐“力不从心”。欧盟的最大盟友美国陷入“自我优先”、自顾自保的“自恋”模式中，欧盟试图重振欧美这一“最持久的伙伴关系”，但收效不大。产业链断裂使欧盟陡然发现，中国是“全球化最重要的驱动力”，然而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与“欧洲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愿景并不合拍。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增长，这一新的全球大国在欧盟眼里越来越成为“问题”。欧洲战略和政策分析系统的报告称，中国、美国、欧洲组成的“经济G3”到2030年将占全球GDP的近55%，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超过欧盟和美国。面对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欧盟的本体性不安全感急剧增大，不仅对华认知发生了巨大转变，甚至连其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都在经历深刻调整。2024年1月2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题为《推进欧洲经济安全：引入五项新倡议》的政策文件，反映了欧盟在“经济安全”上的焦虑情绪与防范心理。

欧盟深受周边各类危机的困扰。“阿拉伯之春”、东地中海危机、北非冲突、纳卡争端等地区冲突加剧了周边局势失序和其无力应对的失能状况；久拖不决的乌克兰危机更是使欧洲处境雪上加霜，能源、粮食、通胀、罢工等问题接踵而至；周边战争导致赴欧难民数量不断上升，也令欧盟头疼不已。欧洲传统军事安全时隔三十年重新上升为欧盟首要议题，环欧盟不安全地带不断侵蚀着欧盟的边界和内部秩序与安全，蚕食欧盟所谓“自由、安全、公正”的内部繁荣，加剧了欧盟邻近空间的本体性不安全。2019年，新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一上台就明确将新一届欧委会定位为“地缘政治委员会”，提出“地缘政治欧洲”新概念，强调运用地缘政治工具来防范欧洲在世界大棋局中被边缘化的风险。在地缘政治博弈逻辑下，欧盟对自身力量类型和发挥影响力方式的战略重塑表现出更加清晰的现实主义取向，包括重提“战略自主”，提出“欧洲主权”“主权欧洲”等新概念，寻求成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一支“硬实力”，谋求独立自主地维护欧盟的关键利益。“地缘政治欧洲”的要点，一是强调“地缘”，以地理因素为首要考量，因此将中东欧尤其是西巴尔干地区视为欧洲地缘棋局的组成部分；二是强化“政治”，借鉴地缘政治传统，重视大国博弈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增强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三是重塑“欧盟”，争夺欧洲及周边地区，巩固和扩大生存空间，使欧盟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地缘政治参与者，成为“负责任的欧洲”“外向的欧洲”。“地缘政治欧洲”是欧盟对此前作为“民事力量”“规范力量”的修正调整，是“对欧洲利益、角色和身份认同的再定位”。在国际秩序重组、大国竞争博弈加剧、欧盟自身影响力下降等多重危机影响下，这也是欧盟重新考量地缘政治安全的关键转折，不仅推动地缘政治安全叙事回归，同样也是对维护本体性安全的自我叙事再调整。

自1999年欧盟理事会

三、 欧盟对中国与西巴尔干“一带一路”合作的负面认知

探讨了欧盟从本体性安全的角度对中国与西巴尔干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所持的负面认知。欧盟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视为威胁，通过强化负面舆论、抹黑合作项目，试图削弱中国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关系，以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欧盟将中国投资视为对欧盟社会和经济治理努力的损害，认为中国投资忽视了可持续性，可能导致负债增加和资源控制权转移，威胁到法治和人权。欧盟还指责中国投资为“非竞争性和不透明的交易”，绕过公共采购流程，对欧盟标准构成威胁。在经济层面，欧盟将中国投资与“债务陷阱”联系起来，尽管数据显示黑山的公共债务水平并未因中国贷款而大幅上升。政治上，欧盟担心中国的影响力会破坏西巴尔干国家的民主进程，加剧威权主义。在规范价值方面，欧盟认为中国的参与模式与西巴尔干国家为入盟所做的努力背道而驰，对中国在环境和能源项目上的影响表示担忧。欧盟的这些负面认知和反应，不仅忽视了西巴尔干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合作的需求，还加剧了欧盟自身的不安全感和对中国可能取代其地位的焦虑。

四、 超越“本体性不安全”：中欧共促西巴尔干国家发展

讨论了中国与欧盟在促进西巴尔干地区发展方面的共同目标和互补作用，强调了“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性。中欧在互联互通、绿色发展、数字化转型和人文交流合作方面展现出合作潜力。具体来说，中欧互联互通平台的建立和《运输共同体条约》的签署促进了西巴尔干地区的交通运输发展，同时“一带一路”项目与欧盟泛欧走廊建设计划相辅相成。在绿色发展方面，中欧的绿色倡议和高层交往机制推动了气候融资和减排合作，中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绿色经济的支持体现了其绿色发展承诺。数字化转型方面，欧盟的数字议程和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在塞尔维亚等国的合作项目中得到体现。人文交流合作方面，中欧在疫情期间的合作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显示了双方在安全战略上的共识。最后，章节强调中欧应抓住“一带一路”合作机会，实现互利共赢，促进中欧合作和西巴尔干地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