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从体系建设者、维护者转变为改革的塑造者、引领者。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更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然而，美西方将中国的进步行动视为对国际秩序的威胁，对中国意图持怀疑态度。中国强调不挑战美国主导地位，不建立对抗性或替代性国际机制，但西方仍视中国为体系“修正主义者”。本文旨在探究中国是否为全球治理体系“修正主义者”，分析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观念变革和实践创新是否颠覆现有体系。研究将厘清全球治理体系价值内核，界定理论内涵，运用“施动者—结构”理论分析框架，从历史视野考察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互动，定性阐释双方关系性质。

一、 全球治理体系的内涵和价值

指出了全球治理体系内涵研究的不足，包括概念狭义化或泛化、与国际体系概念混用、仅从制度视角定义等问题。文章认为全球治理体系是一个由观念、制度和权力结构共同组成的三维系统，具有规范性和描述性。全球治理体系内含世界主流政治思潮构成的观念结构、由各种世界性制度、组织和各行为体互动关系形成的制度结构，以及基于行为体间实力分布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表现为"中心—外围"权力格局与以实力原则为核心的结构逻辑。全球治理体系的演化经历了美西方霸权治理、非西方"被治理"，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南方"崛起，中国等外围国家走近权力结构中央并提出自己的全球治理规范和方案。

二、 作为分析框架的“施动者—结构”的理论渊源

探讨了“施动者—结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理论渊源，旨在说服美西方理性认知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新行动模式。该理论融合了理性与后现代性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征，结合宏观结构主义与微观个体主义，适应西方社会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结构化主义调和了行动与结构的本体论二元对立，弥补了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在认识论中的偏颇性。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定义了施动性概念，强调结构对行动的限制性和赋能性，以及施动者对结构的反向塑造力。该理论突破了客体主义正统共识，提供了施动者与结构关系的新洞见。国际关系理论也经历了个体主义、结构主义和结构化主义的发展阶段，建构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探讨了施动者与结构的关系。中国学者关注“全球南方”在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中的施动性。本文将运用“施动者—结构”理论框架，实证考察全球治理演化进程，分析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关系的演进。

三、 自由主义——超国家治理模式与中国的同频共振

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自由主义思潮主导全球政治观念结构，形成超国家主义全球治理模式。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形成同频共振关系，表现为主动学习借鉴体系知识，批判地兼容和积极回应体系规范。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维度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在价值维度表现为全球主义、世界主义。新自由主义推崇超国家治理机制，贬抑主权国家政府作用，塑造"没有政府的治理"模式。美国推动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互嵌，奉行自由主义范式的世界性制度建设议程。中国作为后进入体系的施动者，一方面主动参与、积极适应、内化吸收体系观念，另一方面基于自主性和实践意识，以批判性地兼容和建设性融入的方式与之同步演化、同频共振。中国立足国情内化体系观念，秉持改革主义、开放主义、经济主义、和谐主义政治态度，与嵌入的自由主义观念同频共振。中国以开放性态度参加国际制度，积极"与世界接轨"，从全球治理体系外的革命性国家向体系内建设性国家身份转变。中国在兼容外来规范与本土实践基础上创新形成"构成性本土化"模式，成功实现外来元素的本土叙事，抵制欧美全球主义模式中的功利主义哲学和金融殖民主义糟粕，对体系规范予以批判性地兼容和建设性地融入。

四、 国家主义思潮——大国共治模式与中国的协调性实践

21世纪初，国家主义成为全球治理主流政治思潮，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从超国家主义向以国家为主体的大国合作治理模式转变，形成大国协和共治的制度结构。在此背景下，中国基于体系权力结构现实，采取“协调性”政策实践，维护体系稳定。国家主义在国际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中强调主权国家的优先地位，主张以国家为中心开展全球治理。国家主义主导下，全球治理体系制度结构发生变革，推动超国家主义治理向国家间合作治理转型，尤其是大国间合作治理新模式。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因治理贡献提升而与发达国家合作共治，西方七国将规则制定权向新兴国家释出，支持二十国集团治理地位升格。大国合作治理在全球经济治理、反恐、气变、核扩散和打击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提出“和谐世界”治理观，强调协商、合作、和谐、克制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各领域治理。中国倡导各类行为体共治，化解极端国家中心主义，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多边主义和各方共治。中国以和缓措施推动体系改革，提升治理效能，在肯定全球治理体系合法性、权威性前提下，通过沟通、谈判方式提升在机制中的话语权。中国与体系结构形成和谐一致、协调演化的关系，新观念、新实践是在维护体系结构的前提下提出和进行的，对体系进行有限度重构，增加体系活力。

五、 保守主义思潮、大国竞争博弈治理模式与中国的改制创新

自2016年以来，全球政治经历了从合作到分裂的大变局，保守主义思潮对全球治理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思潮主要表现为封闭、竞争和民粹化，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大国竞争博弈的格局。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观念变革、机制创新和实力基础匡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等，以应对保守主义错误观念。同时，中国通过“制度型开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发起“一带一路”等新南南合作倡议，以金砖扩容为新兴经济体寻找合作治理新平台。中国合理运用和平崛起大国地位，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维护大国合作共治格局。中国的施动性旨在重置全球主义价值根基，匡正欧美全球主义失败模式，而非颠覆全球治理体系。

结论

通过“施动者—结构”框架分析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为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引领者，与体系存在平等互构关系。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从单向涵化到双向涵化再到交互涵化的发展过程。基于“施动者—结构”理论框架，可以构建全球治理中国叙事强话语体系，与美西方通约对话。中国在未来构建全球治理国际叙事时，既要固本发挥自身优势，也要开新重视叙事工具与受众的兼容性，消除独白性，达到国际传播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