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了人工智能作为颠覆性技术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影响，以及它给全球治理带来的挑战。强调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文化、经济、法律和人工智能优势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在全球层面上达成共识和构建合作治理体系变得困难。章节还提到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国家间实力对比和世界竞争格局的影响。特别指出了联合国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方面的作用，包括通过相关决议和中国在联合国框架内提出的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的建议。同时，章节指出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中存在的合作障碍，如利益争端、认知分歧和规则博弈，这些因素导致了信任困境，对治理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最后，文章提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信任分析框架的必要性，并计划通过案例分析来探讨和解决这些信任困境。

一、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内涵

探讨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内涵，指出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定义，研究对象和议题分散化。治理进展方面，分析了领域焦点议题、体系构建、实践发展和关注方向。风险领域方面，分析了科技、数据、政治和军事安全风险。治理路径方面，关注国际协同、战略稳定、大国合作和国家安全治理。现有研究为构建分析框架提供理论基础，但滞后于现实进展。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是一个复杂体系，涉及技术、伦理、法律、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其内涵包括确保技术和数据安全、制定伦理规范、提高决策透明度、明确责任归属、建立监管机制、促进国际合作等，旨在使人工智能发展有序、可靠、可持续。治理体系全面、动态、多层次，旨在识别、评估、缓解和预防风险挑战。技术规制方面，是规范、标准、政策和程序的集合，确保技术发展和应用符合全球公认的安全、伦理和法律要求。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目标是确保安全可控、公平道德和合法合规，推动构建全面、协调、有效的治理体系。

二、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信任范式建构

深入探讨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信任范式建构，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是一个多维度、跨领域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治理框架。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面临技术发展快速性与治理体系滞后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各国利益诉求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治理体系形成困难，主体间信任关系受损。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领域，但现有治理机制作用有限，且受参与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制约。美国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试图抢占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领域监管和战略主导权。人工智能风险的隐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全球性等特点给治理带来巨大挑战，为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制度围栏”已在国际层面形成广泛共识。各治理参与主体间存在“各自为政”的治理优先事项，导致多边机制在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中缺乏协调性，进一步加深了治理的信任裂痕。

提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与国家间信任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学界关于信任的研究成果颇丰，散见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领域。在不同领域的行为体互动中，均会面临信任的生成、发展、成熟、衰退乃至破灭，这在国家行为体的信任互动进程中表现尤其明显。信任产生源于互动双方给予对方的积极预期，强化积极预期有助于增进彼此间信任。因此，可将国家间信任界定为国家间建立积极心理预期的过程。学界从不同视角对国家间信任关系构建开展研究，均离不开对国家利益、文化价值观和沟通机制的探讨。

为更好地探讨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中的国家间信任构建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理性信任、价值信任、环境信任以及信任要素间复杂互动的多维信任理论框架。理性信任是指国家间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进行信任互动；价值信任是指国家间基于情感文化和认知观念的信任互动过程；环境信任则是指国家间基于有效沟通机制和健全治理制度建立信任。在国家间信任互动过程中，理性信任是首要考量因素和根本影响因素，直接影响着国家间的信任决策。基于体系性制度约束的环境信任是维持双方信任关系的重要保障因素，价值信任则在理性信任和环境信任之间发挥桥梁作用，通过情感和文化共鸣，增强国家间的信任纽带。

在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领域，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特征要求各国之间构建起坚实的信任基础，并在相互交流与合作中就各项治理议题达成共识。然而，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各国需要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共同解决由利益分歧引发的治理难题。面对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中存在的多重认知倾向，国家间治理观念相同或相近时，可以基于决策者情感心理状态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有利于从情感维度解决治理难题。面对各种治理难题，除通过国际规则制度进行规范和约束外，最主要的是通过国家间沟通和互动，在保证各国根本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积极建立和维持国家间信任关系，彼此加强合作、信息交换和信息透明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治理难题。

总体而言，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基于治理主体的理性选择，这一过程主要聚焦于精确评估和战略性预判，为治理路径选择提供清晰方向；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各国会基于自身的文化归属和情感观念形成多样化的身份认同，这一过程伴随认知一致、认知偏差、认知误判和认知分歧的复杂博弈，这增加了治理情境整合难度；在明确治理主体和目标后，针对治理对象的制度约束和治理过程的沟通机制的构建，成为治理最终落地和执行的关键。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的完整性不足以及治理制度所表现出的“弱约束”特性，对治理的有效性构成严峻挑战。因此，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难易程度与国家间信任的关键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与重塑关系。随着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不断演进，国家间信任的理论和实践也会不断适应和调整。具体而言，理性信任、价值信任和环境信任等不同层面的信任对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影响力度和潜在的破坏性存在着显著差异。全球层面的治理制度复合体一旦搭建成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对治理主体、目标和过程的“硬约束”，进而降低治理全过程的难度。这样的制度复合体，通过明确的责任分配、透明的决策过程和强有力的执行机制，能够促进国家间互信，加强国家间合作，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挑战。

三、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信任困境的不同情境体现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面临国家间多重信任困境，主要体现在理性信任、价值信任和环境信任三个方面。理性信任困境源于国家追求技术优势同时避免被边缘化，导致合作障碍。价值信任困境因技术复杂性和不可知性导致各国在风险评估和预测上价值观和判断差异，影响全球治理规则制定。环境信任困境由于缺乏适应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全球统一机制和规范，削弱国家间信任。国家间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信任裂痕加深，政治权谋干预、权力竞争与阵营对抗、政策差异与技术理性嫁接均动摇信任基础。理念认知偏差、伦理道德异化、技术规制矛盾扩大价值信任困境。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规则碎片化、法律体系不完善、国际组织参与有限，导致环境信任困境显性化。通过建立共同利益基础、寻求价值共识、创建适应性强的治理机制，可逐步克服信任困境，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发展。

四、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信任困境的形成原因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信任困境的形成原因涉及治理体系构成和核心要素特征，以及国家间互动中的博弈行为和国家安全属性。直接影响因素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原则开放化、技术精准化、平台全球化和效能层级化，这些特征及其相互关联导致信任困境的形成。间接影响因素基于国家战略博弈，包括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在国家间竞合互动中的重要性、规则建立和监管运行的复杂性，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塑造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信任基础，关系网络的失衡和转型均会导致信任困境形成。

五、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信任困境的破解路径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信任困境的破解路径涉及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构建国家间信任机制，中国在理性信任、价值信任和环境信任建构中发挥积极作用。破解路径包括：强化战略引领，推动多元共治，整合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建立应急预案防止战略误判；秉持人本主义，促进向善合治，倡导负责任创新理念，建构“治理向善”共有理念；推动制度监管，提升技术智治，制定技术—社会标准，创新分级治理机制，做好人才资源储备，搭建资源共享平台。

结语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面临理性信任、价值信任和环境信任三个层面的信任困境，主要表现为战略博弈、认知偏差和制度缺失。这些困境源于全球治理体系基本构成要素间缺乏协调合作机制。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人工智能发展大国引领，各治理参与主体共同努力，推动国际社会在规则制定、伦理规范和技术标准等方面达成共识。各主体应加强沟通协作，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逐步消除信任困境，实现人工智能的安全、可靠和可持续发展。展望未来，信任在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凸显。各治理参与主体可通过强化沟通协作，建立共同的安全标准和治理机制，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全球性风险。这要求各主体在技术创新、伦理道德、风险评估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促进技术创新与伦理道德平衡，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深度挖掘双方互信共识，提升价值信任和环境信任。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沟通凝聚共识，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人类，逐步增强理性信任。中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应关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问题，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和讨论，积极支持构建公正、透明、高效的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规则体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认知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学界需进一步丰富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研究视角和内容，为全球治理实践提供更多指导性意见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