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提出了“内生说”、“外生说”和“未成说”三种观点。文章主张，理论体系的形成是文明互鉴的结果，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不应简单归结为内生或外生。建议以文明互鉴视角重读历史，为理论建设提供经验。

一、 以“文明互鉴”的视角重读理论发展史

探讨了“文明互鉴”视角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文明互鉴强调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借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这一视角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全球文明秩序的变迁紧密相关，体现了理论研究与国际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理论发展的基本背景是全球文明秩序，而文明互鉴为理论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启发，强调了理论的相对性和互补性。此外，文明互鉴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主创新的国际面向和目标追求，反映了中国在融入国际秩序进程中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论体现。通过文明互鉴，中国理论界从借鉴外来知识到追求自主创新，为外交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 东西文明的激荡与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轫

新中国初期，在冷战高潮的背景下，中国在两大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发展自己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时期，中国对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系统学习与运用，并对中国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化研究。文明互鉴在这一时期表现为“文明碰撞”或“文明对抗”，中国对苏联、美国理论的借鉴呈现出复杂、隐晦、间接与直接相结合的多种形式。

在1949至1960年间，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构建了新的国际问题研究理论框架，决策者希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提供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智识支持。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新中国的外交选择空间有限，坚持国际主义精神、站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方成为最合理、最现实的选择。1949至1956年间，中国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几乎全部学习、借鉴苏联模式，研究主要围绕对美、对西意识形态斗争展开。

毛泽东的国际关系思想以国际主义为基调，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1949年，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1953年，周恩来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则总结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倡议将其作为一切国家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这一思想得到了广泛赞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将苏联的经验成果作为学习借鉴的对象，对其他文化的理论知识研究相对有限，很少进行公开的学术讨论与成果出版。这一时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出现了“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的倾向，导致“正常的科研难以顺利进行下去”。

1956年后，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以我为主”的文化转向，上述弊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选择由“一边倒”向苏联的热情逐渐趋于冷静，并对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方式展开反思。

20世纪60年代，中苏间文化互动逐渐从“亲密无间”走向“背向而驰”，苏联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力减弱，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资本主义理论文化的压制出现了松动。在“中苏论战”的理论交锋下，中国国际政治理论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向爱国主义回归，传统文化基因得以更多地显现。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实际是在中苏关系走向分裂、苏联追求霸权的新形势下对国际政治的重新认识。

随着中国与美、苏关系的变化，该时期中国同国外理论间的互动出现了理性主义的萌芽，对如何开展国际问题相关理论研究有了更专业化的构思。“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生的理论研究学术布局遭受重创。尽管学术层面的研究难以开展，此时的中国在外交实践的启发下仍产生了一些重要理论探索。例如，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就是领导人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战略思考与理论总结。

从中苏分歧到改革开放前的十几年间，中国逐渐认识到苏联所谓“理论权威”的局限性，开始提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步伐加快，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端的动力之源。与此同时，实践辩证法的力量在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文化关系上也日益显露出来。西方资本主义理论文化作为冷战大背景下中国“文化对抗”的反方，是中国理论批判、斗争的主要对象；而中国对外政策与理论的相继提出，如“一边倒”方针、“三个世界”划分等，同样刺激着西方不断调整已有战略。中美两国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反而发现了某种相通之处，这种共通之处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与文化沙文主义的膨胀下不断扩大，推动了两国之间新战略文化的生成。但相较于中苏文明互动而言，该时期中美文明间的互动是晦涩的、居于次要位置的。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则在学术研究中较少受到重视，影响力日渐式微。

三、 三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性自觉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东西方文明对抗的缓和，中国开始探索适合自身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和冷战结束的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加强了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和批判性借鉴，形成了理论的整体性自觉和中国意识的系统化。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引导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转向多文明共存的探索。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主题词是“补课”，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开始大量引入西方理论。学者们认识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现代国际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科学回答。改革开放促进了不同文明理论成果的平等对待，国内理论领域的“紧追猛赶”，出版了大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译著，学术杂志复刊和新刊物创办，学者们介绍西方理论的学术文章增加。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开始编写原创的理论研究著作。80年代中期，学界初步萌发了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体系的自主意识，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的自觉，源于逐渐积累起的文化自信。1987年，上海会议首次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讨论，反映了中国面对其他文明，尤其是英美文明下的国际关系理论迅猛发展的深刻反思。20世纪90年代后，冷战结束对全球文明间关系产生多方面影响，中国希望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智慧与思想资源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中。苏联解体后，西方价值观居于世界文明的主导地位，文化帝国主义复苏，中国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1998年，第二届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在上海召开，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进行了反思与总结，认为中国的理论研究与大国地位不相称，需要探索理论自主创新。

四、 新一轮中西文化交流交锋与“中国学派”的提出与发展

冷战后，文化与文明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西方理论如“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影响。中国学界在已有意识系统化的基础上，开始构建理论化应对，形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该学派在国家领导人思想的引领下，旨在重构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的自主知识体系，寻求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

2000年至2013年，中国学派的提出是为了反抗西方理论霸权，标志着中国学界对国际问题的理论化构建与应对。《国际政治研究》和《欧洲》杂志的文章分别强调了中国学派建设的必要性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增强了理论自信，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共同体意识的凝聚。秦亚青和阎学通等学者在“本土性”与“普遍性”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界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认知。

2013至2018年，中国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得到大发展，中国学派的理论家们开始更加大胆、系统地应用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概念与智慧。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主义”、“道义观”、“世界主义”和“和合观”等概念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性概念。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平台上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层面中国与全球多元文明的交流与对话。

2018至2022年，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中国学派”与西学交流互鉴，提出了国际政治理论概念和命题。中国学者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构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性命题，丰富了“中国学派”理论研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阐释与运用。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并发展了“文明互鉴论”，强调全球文明多样性的存续与共同发展，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将本土化与全球化紧密结合，构建民族性与普适性相结合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全球视角”。

结语

“文明互鉴”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推动了“中国学派”的形成。中国在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中，结合马克思主义、西方理论和传统文化，实现了理论创新。七十多年来，中国理论界在借鉴国际理论的同时，注重本土化和国际化，形成了多元的理论文化来源。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理论不断吸收和整合全球文明秩序变化的知识，促进了理论进步。中国理论的发展不仅指导了国内全球治理实践，也向发展中国家展示了发展本土理论的重要性。当前，中国理论正进一步探索自主性知识体系，形成了独特的理论逻辑，并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中国理论的“中国学派”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有望在解决全球问题、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方面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