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日本在G7峰会上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纳入议程，积极推动国内各行业应用人工智能。日本政府组建跨部门工作机构，制定人工智能技术基本规则，提高行政效率。日本各级政府机构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计划将其运用于日常工作。日本愿意承担技术供应方不具有管辖权的风险，将美国主导的ChatGPT融入国内治理。这体现了美国及其盟友不断提升数字技术与数字工具互操作性的趋势。美国与英国、德国、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制定加强数字技术互操作性的政策，推动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国内治理衔接互通。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时代，理解和应对西方国家数字治理模式变革及其国际战略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于探索美国联盟体系从加强数字技术层次的互操作性，转向治理层次的互操作性趋势的内在逻辑，以及治理互嵌对联盟凝聚力形态的影响及其可能造成的国际战略效应。

二、 从“数字治理”到“基于数字的治理”

探讨了数字技术应用中的风险治理问题，强调互操作性在促进各方合作、系统化运行中的关键作用。互操作性最初源于信息技术领域，指不同系统间交换、共享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其核心在于标准化规则的制定。技术互操作性的发展提升了“数字治理”的效率和能力，推动了从“数字治理”向“基于数字的治理”的演化。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北约、G7、五眼联盟等平台，在多领域提升数字治理互操作性，实质上是从技术互操作性到治理互操作性的逻辑重构。

技术互操作性关键在于标准化，通过数据格式、接口和系统的标准化，降低学习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减少安全风险。美国及其盟友推动数字治理工具与技术的共享，提升了联盟内部数字技术的互操作性。例如，国际电信联盟推进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标准、北约的窄带波形通信标准、奥库斯的安全协议等。技术互操作性提升了人员、物资往来的效率，如北约对乌克兰的综合援助计划。美国及其盟友还通过技术互操作性建构了利于自身的国际金融系统，如将俄罗斯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

治理互操作性是技术互操作性的升级，强调跨国协同治理，以平台化实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决策协调。治理互操作性将迈向算法共识与算法治理的未来，重点在于塑造平台化的治理方式。美国联盟体系积极推动内部治理数字化转型，建立共享数字平台，将各国内部数字化转型转化为跨国系统化进程。例如，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美日数字贸易协定、日本—欧盟数字伙伴关系等。美国及其盟友在提升治理互操作性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如北约的伙伴关系互操作性倡议、国防部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实施计划等。G7集团也在新兴技术标准、产业规划协同、法律体系驱动与协商、人才培养与交流深化等方面，大幅提升治理互操作性平台建设。

三、 基于数字的治理互嵌与联盟凝聚力形态

数字技术互操作性向治理互操作性的转变，正在改变联盟凝聚力的新逻辑。联盟凝聚力受外部威胁、有效机制与内部兼容三种因素影响，其中外部威胁是联盟成员面临的共同挑战，机制设计影响联盟日常运行和成本分担，内部兼容则涉及成员国在政治、法律和文化上的相似性。数字时代下，联盟凝聚力形态从基于外部威胁和有效制度，逐渐向基于内部兼容转变，表现为联盟的内向化趋势。数字空间模糊了国家间的主权边界，促进了内部治理的交融和互嵌。联盟成员国在提升数字互操作性的同时，实现了内部治理的深度绑定。数字治理的内外沟通信息化和组织架构网络化，使得联盟成员国合作范围大幅拓展，形成了遵循共同治理规范的算法体系。数字时代加速了联盟凝聚力内向化的过程，技术互操作性提升导致联盟内部各国在治理上兼容互嵌。联盟主导国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引导成员国将对手国家塑造为整个联盟的对手，加强联盟对外部威胁认知的一致性。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的治理互嵌，可能导致西方意识形态色彩成为内嵌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灵魂”，使联盟对不同意识形态的排斥性增强。

四、 美国联盟体系的内向化及其战略效应

数字时代背景下，美国联盟体系的凝聚力形态经历了从外向化向内向化的转变，这一变化对国家间安全战略的传统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联盟体系的内向化体现在高科技产业链重塑、情报信息实时共享和国内议题框架同质化三个方面。美国通过制定标准、共享数字技术、建立技术联盟等方式，提升了联盟成员国内治理的互操作性。在高科技产业链方面，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友岸外包”战略和产业合作分工，构建了可控的产业链体系。情报信息方面，美国及其盟友建立了实时共享的智能化情报网络，提高了战略协作能力和反应敏捷度。国内议题框架方面，美国联盟体系内部的合作已不局限于军事层面，而是涵盖了包括价值观、经济、科技、能源、教育等广泛议题，导致成员国社会议题框架的同质化趋势。

美国联盟体系内向化转型对国际战略效应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国内秩序兼容与国际战略协调，联盟成员国之间在国内治理互操作性提升，最可能对联盟内部的战略沟通效率与战略协调能力造成影响。其次，楔子战略与联盟分化逻辑重塑，在内部兼容凝聚联盟的数字时代，联盟成员国之间的主权边界变得模糊、内部治理相互交织，传统的楔子战略分化联盟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再次，数字规范扩散与潜在联盟伙伴架构，美国联盟体系内向化不仅意味着联盟内部凝聚力的加强，也可能产生外溢效应，吸引潜在的伙伴国遵循同样的治理模式与战略观念。最后，阵营化与国际秩序的悲观未来，美国试图构造一个内部资本、人员、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局部全球化体系，这可能是国际政治阵营化的前奏。

五、 结论

揭示了数字时代美国联盟体系的重大转变，即从基于外部威胁和制度设计的凝聚力形态转向基于内部兼容的凝聚力形态，这一变化是数字工具互操作性提升的结果。美国通过共享数字技术和规范标准，主导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加强联盟内治理互嵌，从而增强霸权渗透力。未来，数字治理平台建设将使联盟内国家间主权边界模糊，战略协调效率提升，跨国战略动员便利，对伙伴国吸引力增强。这一趋势对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全球化从商贸规则基础转向算法基础，美国联盟体系对异意识形态的容忍度下降，形成算法壁垒，削弱全球化；联盟内各国针对敌对国家的民意可能同频变化，负面舆论观点流动更易；联盟内部治理互操作性提升，与对手国家内部治理模式更难兼容，可能导致国际格局阵营化。中美战略竞争中，美国联盟体系凝聚力形态变革造成战略后果，楔子战略效用下降，需探索基于软实力塑造的楔子战略；中国需加强数字治理平台，提升与潜在伙伴国的治理互操作性以扩展合作；治理互操作性重构开放和安全的内在逻辑关系，大战略设计应考虑该要素。研究还指出，数字与人工智能时代联盟内战略沟通模式、社会与国家治理层次的趋同与互嵌、美国联盟凝聚力形态内向化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影响等，需要进一步研究。